马凤歧：“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载于《高教探索》2004年第4期。
第二种观点基本上已是海峡两岸的共识。如大陆有的学者认为，“大学不过是学术自由内在要求的组织化形态，大学自治则是学术自由的制度化保障”。有的台湾学者认为，从事“大学自治既系源自学术自由之本质，……大学自治可谓系对学术自由之制度性保障。”还有的台湾学者认为，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380号解释明示：“
宪法第
11条讲学自由之规定，系对学术自由之制度性保障。” 参见严海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与宪政”，载于《学术论坛》2005年第2期；参见葛克昌：“自治与国家监督”，载于《挑战与创新：变革世界中的高等教育——海峡两岸高等教育研究学术研讨会（2005.4.4－2005.4.5）》，第153页；参见蔡茂寅：“学术自由之保障与教育行政监督权之界限——评大法官会议释字第380号解释”，载于《月旦法学》1995年第2期，第55页以下。
马凤歧：“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载于《高教探索》2004年第4期。
李仁淼：“大学自治与退学处分——评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判字第四六七号判决”，载于《月旦法学杂志》2003年第3期。
在教育学界，有的学者将大学内部的权力关系区分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两大类。笔者认为，这一分类注意到了其调整事项的特征差异，但没有认识到在学校内部关系中学术自由更多的是 “权利”，行政权力更多地体现为“权力”，两者有根本的不同。如果学术自由是一种“权力”，就意味着另一方有服从义务，从而出现压制学术自由的“学霸”，这实际上是学术自由权利的“异化”。因此，对这一研究成果进行了反思性的借鉴，进而提出“学术自由权（利）”和“行政管理权（力）的区分。”参见秦惠民：《学术管理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冲突》，载于《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德祥：《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7页。
行政权力常常特指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即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强制性手段，为有效地执行国家意志而依据
宪法、原则对全社会进行管理的能力。但一般也用来指社会组织中的行政权力。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提出了在大学自治权内部提出了“行政管理权（力）”这一概念。参见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
学术自由权是一种对世权，具有一种排他的效力。它不仅要求不受行政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其他学术人员的干涉，所以它的主体是单个的个体。这也是笔者不赞同大学自治权是“团体性的学术自由”这一观点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