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1947年颁布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第21条，载于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3页。
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学自治权并未消失。如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729号通知规定了高等学校1949学年度公共必修科的强制性要求，但同时允许各校“如有困难，可依照具体情况灵活处理，但须呈报本会。”参见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1页。
张健：《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778页。
参见江隆基副校长于1958年1月8日《关于整改工作小结和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报告》。部分载于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纪事》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几位著名大学校长、书记关于《给高等学校一点自主权》的呼吁。《人民日报》还为此加了编者按语，提出：学校应不应该有点自主权,应该有哪些自主权,教育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这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希望全社会就此提出建设性意见。这份呼吁和这条按语,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共鸣。
《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6个方面的自主权，即“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校交流”，这些自主权的主体基本上归属于校长等行政人员。参见邓晓春：“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载于《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1期。
任彦坤：“世纪之交的北京大学”，载于《求是》1998年第10期。
如2003年5月公布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引发了广泛争论，这一争论的过程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关系。根据上文所述，教师聘任的事项属于学术自由权和行政管理权共同作用的地带。在这一争论中形成了以行政力量为主的“改革派”和以教师力量为主的“反对派”，双方的共识是大学必须促进学术自由，但对改革的措施和途径存在重大分歧，但最终这一方案经一定修改后贯彻执行。可见，在这类事项上，仍然是行政主导，但学术人员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参与权，并能够产生一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既协调又紧张。争论的具体情况参见钱理群、高远东编：《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本文认为大学自治权的内部结构必定为二元结构，这是和上文中把大学自治权内部分为两种“要素”密切相关联的。如果是其中一种“要素”占统治地位，另一种“要素”完全没有了存在的空间，这可以说是“一元化”，但不能说是“一元结构”。因为它内部不可分，也就不存在“结构”的空间维度。正因为如此，所以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后期和第四阶段不存在自治权的内在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