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自我介绍一下，我也是姜老师和陈老师的老乡，湖南人，但是属于相对温柔一点的湖南人，可能是没有在北大的缘故，就没有这份激情。我不像姜老师和陈老师说起话来，特别有激情，这可能是在北大这个氛围下熏陶出来的结果。说对马老师讲座的点评，那真是根本不敢当。所以，我想从我现在做律师的角度，说一下我遇到的行政诉讼方面的难题。
刚才讲座之前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马老师请教。想跟马老师说，我们遇到许多案件，您给我指点，怎么解决。然后我们把您指点这些条款，看看是不是将来要写在
行政诉讼法上，甚至是哪些条款我觉得最好用，就是我站在原告的角度上可能会最好用。这个想法，吃饭时没来得及跟马老师说这些问题。现在我想借此机会说一下。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视角。从作为律师角度说，我们有一个习惯，很简单，就是遇到了问题，（我看了一本美国律师写的一本书，标题就叫：告他。）我就告他，管他是怎么告。我觉得在我们国家，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多地要去考虑该去怎么告。刚才两位老师对这方面做了很精辟的论述。我越做律师越发现，在民事诉讼领域，尤其是在商事诉讼的领域的话，我会劝当事人，别告了，你跟对方和解吧，和解可能对你们来说，是双赢的方案，就是不一定要告。很多律师不理解说，你就应该让他去告啊，你赚律师费呀。但我觉得，在民商事领域，有的时候不去诉，可能更有利于彻底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要是遇到行政诉讼的原告，我一定主张你去告。（可能我是职业病，因为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跟行政诉讼打交道更多。）我就觉得我要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去向行政机关讨一个公道，就这样的感觉。我非常赞成行政诉讼的原告你去打官司。但是，大家可能觉得，你这个律师肯定打了好多行政案。但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律师事务所是诉讼为主，做的案子是诉讼最多。但是我们的行政诉讼案件，尤其是代理原告的行政诉讼案件，只占到我们整个诉讼案件的不到5%。很多人可能会说，你从最高法院行政庭出来，是不是经常做行政诉讼的案子。我说，其实我是希望多做行政诉讼的案子。但是，我们一个是遇到的少，再一个就是当事人咨询的也不多，原告咨询的也有，最后你把所有制度方面的问题都跟他讲清楚了，他不告了。他说：我想想，还是不告了。所以，我们代理的更多的是被告的案件。我们是某一个国家部委的法律顾问。我们在代理这个国家部委做案件的时候，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领导非常重视，召见你，然后他给你下一个任务，能不能想办法把案件消灭在起诉阶段，就是消灭在立案阶段。这个案子不能受理。一旦受理了，源源不断这样的官司，打不过来，涉及到我国某个方面稳定团结的大局等等。
我这是扯东扯西啊，刚才马老师讲到，怎么能够做到，我当事人只要起诉到法院了，我把状纸一交，你法院就没办法给我不受理。现在表面上来看，
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给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要下不受理的法律文书。但，实际上，有的法院就不给你。马老师刚才提了，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要求法院只要收到起诉状，在审查任何诉讼文书之前，必须给当事人一个收条也好，凭据也好，就是给一个回执。如果你不给一个法律文书，我就可以认为你法院不履行职责。我就可以往上级法院反映，或者在法院内部开通一个复议申诉的渠道。
刚才马老师谈的时候，我脑海里在想，我在最高法院那时候遇见过别人审理的案件或者参与过审理的案件，还有就是我后来做律师之后，遇到的行政案件。想拿出来几个案件，给马老师刚才讲座提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注脚。第一个就是，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那个案子。那个案子，当时是1998年，马老师做这个案件，最高法院也很重视，开了好几次专家论证会，当时上了1998年第4期的公报。公报上这个案例对行政法制建设所起到的影响力，我事后才知道，尤其是最近，越来越多的感觉到、它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最高法院公报所登出来的其他所有案例。第二个，就是我在最高法院期间，由最高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是一个市政府二审败诉。这个判决，据我了解，后来一直没有执行。没执行的原因呢，不是判决有问题，判决没有任何问题。当时的市政府做了一个决定，《关于拒绝履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的决定》，红头文件。这个文件下了以后，原告不服，向最高法院反映这个情况。但这个判决最终有没有执行也不太清楚。所以，我刚才听到马教授提到，来一条藐视法庭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如果真的来这么一条的话，这个文件就是证据，不需要另外举证嘛。刚才说的是拒不履行行政判决的问题。我再说的一个，就是在国家领导人多次亲自批示和过问的情况下，1997年，湖南省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判决原告胜诉，某市公安局败诉。诉讼不停止执行，但是已经执行完毕了，在判决后存在一个执行回转的问题。当时，我还在最高法院工作，就知道了这个事儿。最高法院、中央政法委多次出面协调，至今未能执行回转。就像姜老师所说的，你可以执行它的沙发呀，可以执行它的车呀。当时这个公安局，已经把执行来的款项用来修办公大楼了，大概400多万，没法执行回转。因此，我也是坚决赞成，诉讼期间，停止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因为行政行为，始终是有这个压力在的嘛，你就是停止，执行相对人他也跑不掉的嘛。如果停止的话，会给原告一个很好的机会避免将来胜诉后，无法执行回转。所以我也非常赞成这个意见。
另外还有一个案件，就是我做律师之后，我们是国内某著名电器公司的法律顾问。当时，该公司在某省经常被工商局找点事，然后就给它罚了。据说工商局开年会的时候，互相之间拿这个当经验介绍，工商局要是发不出工资了，你就去罚吧，就找电器公司广告里的某一句话，说它是虚假广告。我们认为其实这句话根本不构成罚的理由。公司没有办法，说我一定要打一场官司，以往总是委曲求全，现在实在忍无可忍，得告一场。然后，告了之后，按照现在的
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得到县法院去告。把这个案件起诉到县法院之后，对方根本不理你。当时我们给公司提了个建议说，不行，争取提高审级。这个案件，因为跨省，又涉及到多起同类型的案件，我们建议省高级法院能把案件调到中级法院做一审，最后达到目的了。中级法院把受理的通知书发给工商局，工商局第2天电话就打给我们代理律师了。告诉我们，主动撤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我们撤诉。实际上，刚才姜老师提到这个了，马老师我想他制度安排里有这条，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详细提到。我是觉得，在我们现有的体制无法大幅度改变的情况下，做一些小小的技巧性的变革，比如提高审级制度，交叉审理，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提高审级制度，设想设立大区的行政庭，首先在行政法领域，在行政法院还没有设立前，先摆脱（法院）跟行政机关的互相对应，然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把它们集合起来，成为行政法院，我觉得是可能的一个中间步骤。实际上，在这个环节上，大家最顾虑的一条就是说，我们的原告可能会增加诉累。因为如果在基层法院的话，他出了家门没多远就可以告了，但如果像新疆那么大的地方，他要走到市区去，他就相当于跨省了，要在欧洲就相当于出国了。但是，针对这种问题，我就开玩笑说，你看有好多人，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跑到北京10几次。我想如果你保障公正的话，我们的行政相对人是根本不怕多跑路的。根据统计，到2002年，我们
行政诉讼法实施12年，不到70万件案件。当时，很多县法院行政诉讼案件的数是0，很多法院把行政庭都撤了，还有一些行政庭干部都去搞执行。就这样一个局面，与其说让它存在，但实际上它起不到作用，不如撤掉，不如就放到中级法院做一审，或者甚至更好的做法，就是姜老师说到的巡回法院，突破中级法院这种跟省和地级市相配套的做法，也可以方便当事人诉讼，就象马锡五式的。我觉得只要能保证人财物的独立，它就敢审判。我在这里说这些可能用处不大，就是想说给马老师，希望可能能够在制度上有所突破。
谢谢！
陈端洪老师：我不评议。不过，我说一句话，怀德是我同学，也是好朋友，很高兴他回到北大的讲台上，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看到怀德出现在北大的讲台上。
王锡锌老师：按照预定的时间呢，我们已经超过了10分钟了，但是我想刚才有这么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信息、灵感和快乐。我想在座大家都会有很多想法回馈过来，所以请大家提问。
提问1：马老师，您好，我想提个问题。作为一个政权，公检法是个政权组织形式，控制着地方的运行。你把法院都拿出去了，或者建立一个垂直系统，会不会给地方政府造成重大冲击呢？我是法院的，我们经常帮着政府征粮、种大豆、种红薯，完成地方下达的任务，什么事情都做。你把法院单独拿出来以后，很多地方的任务完成不了，我想它肯定是不愿意法院独立出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保证法院的审判，又不影响地方的工作呢？
马怀德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些，确实是中国现实。但是我也得归纳一句，你说的那些法院的干的事，那叫不务正业。所以建立行政法院也好，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好，回归正途啊。你走正道，别不务正业，这就行了。它不会削弱地方政权，地方其他政权，警察税务工商公安多的是。所以说呢，各归其类，各司其职，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法院去催收粮款，去打假，去干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的话，那我觉得中国永远走不到法治这条路上。你所说的政权，指的是传统那种不务正业的政权。所以法院还是要专业化，要独立。
提问2：谢谢各位老师，我可能是今天来这儿的几乎唯一一个本科的学生，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的党的制度里面有个很厉害的东西，叫做双规。就是如果纪检部门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把他在人身自由上进行很严厉的限制。那么我想问的是，这种行为，也有可能会搞错。如果错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以一定的形式把它纳入到我们行政诉讼范围内来？而且，如果这个行为是可诉的，那最后到底由谁来承担这种赔偿责任，难道是由党来承担吗？这是我要问的问题，谢谢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