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所谓民告官问题。其实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官也可以告民。但是局限于我们中国目前行政诉讼制度，以前是民不能告官，现在目前民能告官。但从世界范围来讲，从行政诉讼秩序来讲，有的国家官可以告民的，比如，日本的当事人诉讼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官告民。但是中国的行政权非常的庞大，中国行政机关可以依据现行的法律制度，可以“对人和财产采取诸多的强制措施包括处罚决定”。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所谓民告官，是一个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的保留，我记得当时江必新，现在是湖南省高院院长，原来是最高法院行政庭的庭长，我记得他也说过官可以告民，类似于现在所谓的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目前称为“非诉案件”，把它纳入进来，我觉得刚才马教授由于没有更多时间谈到这一点，我想这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保不保留现在所谓的中国的当事人构造方面，一个主动权的问题，一个发动权的问题，这个要不要考虑。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刚才马教授谈到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法的第二章就是讲受案范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上个礼拜在杭州开的最高法院开了一个WTO和司法审查研讨会，我和马教授都出席了。那么受案范围的规定，我想也要历史的来看。从89年
行政诉讼法的确定，到最高法院的解释，实际上是对
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限制。比如，计划生育案件，法院只认为处罚，即所谓的超生罚款才受理，而对于计划生育管理中，而对所谓的强胎行为等等，对人的拘禁行为等等，它实质上不能受理的。我们回过头来，去看91年的司法解释，它实质上是对
行政诉讼法的一个限制，把法限制住了。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倒退。再往后新的司法解释，有人称之为所谓的恢复。那么到最近我们看到的，99年的
行政复议法的出台，作为与行政复议相衔接的
行政诉讼法，包括99年新的司法解释所谓的98条，我们都可以看到立法者或者最高法院司法法官，他们制定规则的时候，又一次力图往前开。尤其是，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是要求对包括抽象行政行为，都纳入受案范围，都成为行政复议包括行政诉讼案件的一个争议对象。对于这样客观的形势和我国加入WTO客观的要求，使得我们
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上的规定，必须出台。所以受案范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也是同意这个做法，就是把现在的具体型划分标准，予以丢弃，可以有学术上的划分，但是
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方面，更应该采取一个概括式的，一个普遍式的授权规定。公民对于因政府行为、行使公权力行为，致使权益受到损害的，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下面几个情况可以排除在外。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具体和抽象的区分。受案范围实质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看到民事诉讼没有这个范围，没有这个限制。从行政诉讼来讲，要真正给我们民众，给我们行政相对仁提供一个便利的途径，就是不要让大伙在行政诉讼这个标的，是个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我自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件，比如说，会议纪要的案件，红头文件的案件，你说它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有的抽象的红头文件里头，确实还有具体的内容，。所以不要把理论界这样一个对行政行为抽象和具体的划分种类，转入到
行政诉讼法里面。我觉得这是一种明智选择，也是一种合适的制度安排。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是原告资格。原告资格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涉及到利害关系人划分的范围。但刚才我们听马教授“老爷子再婚案”介绍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这个案件里头，是两个关系，他告的民政部门不许登记结婚的话，我个人理解，他是个利害关系人，为什么呢，他要求撤销，但没有撤销，就这一点来讲，他是个利害关系人。马教授谈的涉及的更远的。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告这个部门不作为。另外，利害关系人案件，在实践中很多，例如乔占祥的案件、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所谓影响景观的案件等诸多，还有现在公益诉讼的案件。利害关系人范围到底怎么界定。抽象行政行为的个案里面，原告资格怎么界定，确实有利害关系人。但是这种法律文本更需要我们法官的智慧而在个案里面进行界定。所以，我是赞成，中国建立所谓的判例制度也好，案例指导制度也好，现在这个最高法院已经在做了。
第四个问题，被告资格。我记得93、94年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我就记得看到日本，很多情况下，包括发放许可证，很多行为，都不是以政府下面的什么部门去做的，而是以一级政府来做出的，也就是知事，就是我们所说的县长。那么中国这几年来呢，中国的问题也是比较复杂，国家大，机构多，层级多，所以被告搞的比较复杂化。当然，是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我不好说。但是，让老百姓在选择谁是适格被告方面，在诉讼过程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法院往往以被告不适格为由裁定不予受理。被告资格确实在中国制度设计中，应该予以考虑。司法解释，可能因一时之需把被告资格予以罗列。比如，我们所在的北京大学，公立高等学校能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都是既涉及到行为性质又涉及到被告资格的问题。现在有个吉利大学，前几天我见到它的校长，他说几年以后我们就超过北大，当然我知道他雄心勃勃，但是不容易实现，对吧？我是说公立学校能做被告，那么私立大学又怎么样呢？诸如此类问题很多，中国足协曾几何时有人要起诉它，什么“长城亚太俱乐部”的，也被裁定不予受理，这些都是不具备被告资格。在前段时间我们在课堂上讲到的案例，苏州大学有一个学生告苏州大学，而法院说，学校是个事业法人，不具备被告资格。而同样的，厦门的某一个区就受理了一个学生告某大学博士录取书的问题，我们法学院的朱甘事件，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但这也是一个问题呀。所以，被告资格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马教授刚才对这种问题已经有所分析，他代理的田勇案件，应该说是在中国行政法学史上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足迹。本人代理刘彦文案件时，觉得我们的公民我们的法律同仁应该把步伐往前推，而不是往后退。包括村民委员会包括很多社团的被告自个问题，
公务员法修改制定过程中，我记得去年在人大谈
公务员法修改的一个会议时，我说这个法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倒退。但也有某种令人欣慰的地方，把我们的党的机构、人大的机构，社团包括等纳入到公务员的范畴。也就是说，既然是公务员，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力，从这个地方来讲，他就应该受到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公民对于公权力行为都可以求助于有效的司法途径。不管这个司法途径目前独立的程度如何，但是至少可以打通我们现在的宪政制度，中国的
行政诉讼法实际上是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一个切入点。我记得90年代初，罗老师姜老师我们许多同仁共同写的书《中国司法审查制度》，那个书的序言和最后一章《中国司法制度展望》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要通过
行政诉讼法，逐步把对公权力行为的控诉、审判纳入到未来中国的司法审判事业。
第五是证据规则。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公民、弱小的相对人，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官面前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多么的软弱无助。但是怀德教授刚才说的“两年太长，三个月太短”，我觉得这多需要再进一步的论证。是不是1年恰好。或者是和解， 公权力在复议、诉讼的过程中能不能进入调解？在理论上也受到许多传统的局限，我觉得这个需要拓宽视野，需要公权力理论的一种检讨与反思。所以，不调解、不和解的这种立法，我觉得是由于在行政诉讼制度建构的时候，人们包括学者、专家认识上的局限问题。这个我想不仅仅是中国，是国际性的。
最后一个是是否停止执行。就我们目前所看，这也是制度选择。因为目前只有德国在法院组织法和
行政诉讼法立谈到行政诉讼中止。根据中国现实情况和司法实践的情况来考虑，实际上中止执行是更符合我们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更能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选择。但是要注意到法律的“但书”，即哪些是不能中止执行的。要分清楚哪些是原则，哪些是例外，这都是一些可操作性的条文了。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对马教授的评议就到这里。更多的我是赞同马教授的观点，但个别地方存在一些可以商讨或者商榷的地方。谢谢！
蒋勇先生：马老师是我在政法大学读书的时候的老师，10前听他讲课，然后今天坐在这上面又听他的一次讲课，我想我应该是听的最认真的人之一吧。当时，马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是新中国培养的
行政诉讼法的第一个博士，现在是我的母校政法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姜老师、陈老师、湛老师包括王老师都是我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多次参加我们的专家论证会。我也多次作为参加讨论的人，多次聆听他们对司法解释的见解。借着这个机会，坐在这个讲台上听他们讲课，我越听越兴奋。我开始来之前跟王教授说，我就不要说话了，然而我越听越兴奋，特别想说几句。我觉得北大这个讲台，就是这样，不管是你在台上还是台下，听得你热血沸腾，特别想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