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意志的表达不畅，首先结社、言论等自由受到相当的制约。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但长期的被冻结，社团活动受到抑制。在立法中就表现在：公民的利益就缺乏组织化的表达，分散凌乱，大多自生自灭，不足够形成强大有效的“压力集团”。公民的立法要求多表现为个人（包括人大代表）的呼吁，却缺乏组织化的实际参与行动，难以形成合声，对立法进程和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即使有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等“代表”机构，但却被掌握在政府手中，其代表功能被无限制地抑制，其治理功能被政府行政权力同化和吸收，成为官僚体系中贯彻治理任务的一环，无法有效地发挥代表成员利益的功能。[24]我国公民的言论自由也受到相当制约。“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25]我国宪法也规定了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实际中公民的言论受到了层层“过滤”、“阻隔”。
我国由于诸多民主权利如言论、结社自由等等受到严重的抑制，致使“处江湖之远”的民众声音不能充分表达！
其次我国“代表”制度的缺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在我国的
宪法中。“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作为一个公理性的命题不容置疑。但种种事例表明“代表者”并不必然的代表“被代表者”利益。“居庙堂之高”的代表者却没有代表民众的心声！
这样，在我国，代议机制的功能虽然不断地加强的趋势，但总体上回应公众意见的功能却十分有限。在法案起草和内容的最终确定上，“官僚”体系的意志仍占着基础地地位，主导着法律产品的质量。公众利益很难经由代议机制输送到立法过程，占据应有的位置。甚至，立法有时成为了一些官僚部门争取利益的“角逐场”。
（2）对“立法”有无审查的必要？如果我们假定人民的声音能够真正的表达，但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我们似乎并不能排除由于政治、权力的作用，像《民法（草案）》这样“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的“法案”进入“立法”程序而白白耗费社会资源，就此我们就有必要采取适当“措施”使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为零或者趋于零，此其一。其二，人民的意志能够表达必定通过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行使，这使我们又不能排除“多数人的暴政”的忧虑。根据自然法则论的观点，个人权利并非国家赐予的礼物，它们是固有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些先在的权利。假如为达到减少盗窃犯罪而经大多数的人表决“民主”地处死因极贫困而偷盗的人，那么“法”将“不法”。因此，对“法”的审查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