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举首先使毛应对蒋的的政治策略上升为了全党的意志；其次，明确了“伪法统”的内涵：即国民党基本法律制度——六法全书的全部，而非仅指伪
宪法及镇压反共反人民、镇压民主力量的“动员勘乱令”、“紧急治罪法”等特别条款。而查阅当时毛泽东的著作、文章、讲话、文件等均未对“伪法统”的内涵作出界定。第三，“指示”要求对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蔑视和批判”之后还要对“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资产阶级法律”持蔑视态度。然而，“指示”下达以前，根据1937年抗战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中一项“执行中央统一的法令与民主制度”，《六法全书》已在解放区实施十余年，但“解放区的天仍是明朗的天”，如果《六法全书》对抗日、反蒋、土改没有多大贡献的话，但也并无多大妨碍。
建国之初，“指示”并未真正落实，后经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和1957年对“旧法律观点”进行思想批判，使《六法全书》真正成为历史。
2、一点启示
在废除《六法全书》的过程中，法律附随着政治被决定了命运。这就有必要探究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按马克思的观点：“法律和政治均是特定经济之上的上层建筑”。法律的制订及其实施是需要权力作用的过程，而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拥有权力之后阐释其“合法性”的种种理由（包括法律也被作为工具），法律与政治在通过“权力”为中介的“暧昧”关系中，法律的命运是可悲的：政治决定法律，法律附随于“政治”，“政法”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我们似乎忽视了，法律的另一种解释：法律应该是意图趋向正义、公平。法律是市民用业保障自己权利而与国家订立的一纸“契约”。人生而拥有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不能任由政治、权力以法律或其他形式剥夺的。法律有它独立于政治的、自身的价值。
法律（包含制订、执行）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恺撒的事当归恺撒，神的事当归给神。”[23]
3、引申意义
废除《六法全书》，撇开其政治的收益和意识形态影响外，是难言有其他收益的，反之，我们却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此事件中，我们不由得发生这样的疑问：谁才是真正的“立法”主体？对“立法”有无审查的必要？谁来审查？
对历史的讨论并非本文所指，带着这些问题考究现今宏观的“语境”将更有裨益。
（1）谁才是真正（应然）的“立法”主体？按我国宪法及
立法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它代表人民的意志，制定法律。那么，也可以说：人民才是真正的立法主体，但对当下的诸多制度细心察之，不难发现，由于人民的意志不能充分的表达和其他原因作用下，人民“主体”地位被抑制，甚至剥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