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的报导见Varnum’s Report (Providence, 1787)；s.c. 2 Chandler’s Crim. Trials, 269.
纽约州在1784年的Rutgers v. Waddington案中主张撤消议会法案，同样的也引起了激烈反响。见该案的道森(Dawson)版本，“历史导论”(Morrisania, 1866), pp. xxiv et seq。“辉格暴徒”的公共大会委员会所发布的“对本州人民的讲话”宣布，“我们认为下列论断是荒谬的，也就是司法法院应有权控制至高无上的立法权。法院的这类权力将摧毁自由，并取消财产的安全保障。”对于本案和其它几个案例的引用，我感谢费城律师协会成员梅格斯(William M. Meigs)的博学论文“司法和
宪法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the Judiciary to the Constitution (19 American Law Review 175)。它包含了所有的早期案例。正如梅格斯先生所评论的，纽约州的案例似乎并没有真正判决法律“违宪”。
1 D. Chipman’s Reports, 22 et seq.
Dupuy v. Wickwire, 1 D. Chipman 237.
这个问题曾在对1761年的Paxton案关于援助令(Writ of Assistance)的评注中得到深入探讨(Quincy’s Report 51)，一般认为是格雷(Horace Gray)律师——现在是联邦最高法院的的格雷大法官——所作。见该评注第520-530页。James Otis在他的论点中主张“违宪的议会法案是无效的”。(Quincy 56, n. 474)一些美国判例有时被引用为判决议会法案因违反道德或政府的第一原则而无效，例如见Quincy 529所引用的Bowman v. Middleton, 1 Bay 252，以及布莱士的《美国联邦》第一卷第431页所引用的Gardner v. Newburgh, Johns Ch. Rep. 162。但经过更仔细的检验后发现，它们其实并不要求这种解释。
第一卷第50页以下。
库利：《论立法权的
宪法限制》第六版，第193页；1 Chase’s Statutes of Ohio，前言第38-40页。对于后者的引用，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万宝(Wambaugh)教授。
Journal of the Michig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1, p. 47.
1866年的哥伦比亚
宪法第
84条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以参与“有关民事和司法程序的法案”的立法争议。且在立法提案被内阁认为违宪的情况下，如果立法机构反对内阁否决而坚持通过法案，那么该法案将被提交给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作出最后决定。（第90和150条）该
宪法译本见《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刊》，1893年1月。
我们一般太轻易认为司法纠正其它部门的权力是我们针对压制和衰败的唯一保护，但值得注意的是，司法权在日常争论中发挥的作用是如此之小。最主要的保护在于广泛的选举权、职位的短任期、立法两院制以及所谓的行政否决。一般地，人们极不愿意允许司法分享任何立法权。但在纽约，1777年
宪法规定了修正委员会(Council of Revision)，其中某些成员是法官；所有议会法案在生效前都必须被提交委员会，以获得其批准。这种方式存在了40多年，最后在1821年
宪法中为更普通的方法所替代，也就是只要求行政批准，或在其不批准的情况下，通过议会两个分支的超多数重新通过法案。1776年宾州
宪法第
47条和1777年佛芒特
宪法第
44条规定了审查委员会(Council of Censors)，每7年选举一次，负责调查有关事务的进展情况，并指出任何部门的违宪行为。这种安排在宾州仅存在到1790年，在佛芒特州则存在到1870年。在制定合众国宪法期间，这类做法一度被主张，且其中有些获得采纳，例如在纽约州。在不同时期曾有人提出，全国性政府应对所有州法都具有否决权；州长应被合众国任命，并对州法具有否决权；总统的枢密院应由任命产生，其中包括部分法官；总统和国会两院可以从最高法院获得意见。但制宪大会否定了所有这些，并确立了立法两院相互制衡的通常做法，加上行政否决和修正，受制于立法的重新考虑并经由2/3多数的再次通过，加上
宪法所宣布的联邦最高条款：合宪的法律和条约是国家的最高法律，约束着各州法官。正如其措辞所表明的，最后这项条款的加入是为了保证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控制权，以保留作为有效联邦系统的基本特征，而没有直接提到合众国政府部门本身。这项条款一开始的形式是“合众国的法律和条约相对于各州是最高法律，并针对各州自己的法律约束其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