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拉邦德的国法学，它实际上奠定了德国规范主义国法学的基础，并且把规范主义在国法学当中推向极致。跟拉邦德同一个时代，但是辈分稍低的耶利内克（1841——1900年），这个人就比较辛苦，命运很差。拉邦德是犹太人，耶利内克也是犹太人，可是两个人的命运就不太一样。拉邦德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而且死的也“恰到好处”——八十岁死掉。耶利内克是一个非常勤勉而且有天分的人物，可是早年为了当教授到处颠簸，受尽磨难。好不容易当上了教授，不久，他的儿子就夭折了，他本人是1900年去世的，正值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德国法学体系，即一般国家学体系。他的《一般国家学》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页数可能要达到一千页以上。耶利内克是马克思•韦伯的朋友，经常在马克思•韦伯的圈子里一起交流。当时马克思•韦伯是德国学术界的一个领袖，他的圈子是很难进入的，但他吸纳了耶利内克。这个交往对德国的国法学产生了意外的影响：耶利内克实际上开始摆脱了拉邦德的方法，进入了二元论的方法中去。我们都知道马克思•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把事实与规范，把当为与实存看作是截然对立的东西。这叫做新康德主义的方法二元论或二元方法论，它影响了耶利内克，所以耶利内克的一般国家学体系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事实论的研究，一个是规范论的研究，二者是并立的，居然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并立在一起的，他建立了就是这样一个国法学体系。当然在这个体系当中，最重要部分还是在于规范论的研究，而事实论的研究只是一种补充，但这个事实论部分的研究正是耶利内克超越拉邦德规范论的亮点。
可是到了耶利内克身后，问题就出现了——他的二元论的体系崩溃了，或者说破碎了。从他的体系中分出两个学派，一个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他继承了耶利内克规范论的研究，并且把具有深厚传统的规范论研究推向极致，这就形成了纯粹法学。我们中国学者把凯尔森看成是一个法理学家，实际上他同时是研究宪法学出身的。同学们都知道，在德奥人这样很善于思考的民族当中，其宪法学的研究往往是和法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很多法学家同时研究法哲学，又研究一个成熟的、主要的部门法，最主要是
宪法、民法或
刑法。像拉德布鲁赫，就同时研究刑法学和法哲学，而凯尔森则同时研究宪法学和法哲学。凯尔森也是犹太人，由于犹太人被迫害，后来逃到美国，因为规范主义者不可能摆脱特定的法秩序，所以他在美国不能再主要研究宪法学了，就转而研究法哲学。而跟他同时代的施米特，跟凯尔森截然不同，他继承了耶利内克二元论研究中的事实论部分，创立了政治宪法学。这个政治宪法学很奇妙，我们没有对它进行研究是不能马上下出定义的，它会让我们非常迷惑，因为施米特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像迷宫一样的宪法学体系，即政治学宪法学。他是把事实论的研究引入了宪法学体系，和凯尔森相对抗。
这两个人是很有意思的，有着很密切关系的。两个人都在基尔大学任教，基尔大学名家辈出，凯尔森当时是大牌教授，当时这个大学好像有9位教授，施米特进去之前只有8个。施米特是凯尔森介绍进入基尔大学的，用中国的话讲，凯尔森对施米特是有恩的。在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时候，凯尔森也在被迫害之列。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尊贵的教授是德国教授，它的解聘不叫解聘，可以叫罢免。1933年，有一天凯尔森吃完早餐在看报纸，他夫人坐在对面，看到报纸的背面写了一个教育部的公告，说罢免凯尔森的教授职位。凯尔森被罢免的时候，基尔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就很着急，写了一封陈情书给教育部，让其他教授联名，希望教育部撤销决定。他认为凯尔森的罢免会给基尔大学造成极大损害，甚至伤害德国学术的威信。所有教授都签名了，就一个教授没有，那就是凯尔森介绍来的施米特。有学说史专家认为，施米特的签名恰恰是最重要的，因为7人联名的信送到教育部后就石沉大海了。所以有人推测，如果施米特联名或者施米特单独写一封信的话，也许就会改变教育部的决定，可是施米特没有。为什么什么呢，理由好像是在于施米特的学说和凯尔森有重大分歧。但这个学术分歧是否构成了个人恩怨，这个就很难说了。在我们中国，据说学术分歧常常会构成个人恩怨，但我想，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也许是不可能的。有人就考证说，当时凯尔森被罢免，恰恰对凯尔森是有好处的，因为凯尔森被罢免之后就不得不到美国，如果说凯尔森不被罢免，后来也许会被送进集中营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施米特签了名，表面上是对他好，实际上反而是坑害他，因为施米特有可能已经预测到了。当时施米特和纳粹官方是非常密切的，已经是国会议员，大家都知道，施米特和拉伦茨一样是纳粹德国时期的“桂冠法学家”。拉伦兹是从民法学出来的，施米特是从公法学出来的。闲话暂且不表，我们说耶利内克的学说就这样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体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破碎。
那么我们来看施米特这个人，他的学说最后对德国国法学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我们可以给施米特一个定位，我觉得他的宪法学是一个有神论的政治宪法学。他的政治宪法学非常复杂，如果把它最主要的内容拎出来，实际上就是规范主义再加决断主义。要注意的是，规范主义仍然是施米特的政治宪法学的根基，施米特并没有完全背叛规范主义，他的研究还是有规范主义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他的特色就在于决断主义，这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决断主义又是建立在例外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而说施米特是例外主义的，是因为他是从紧急状态这个概念出发的，他的决断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方法则是“法学概念的社会学方法”。他把耶利内克的社会学方法单独拎出来加以发扬光大，可是又有规范主义的基础，试图对法的概念进行社会学的把握，具体的方法就是“精神史的方法”，这个方法决定了他有神论的政治宪法学。这个精神史的方法就是认为，在国法学和政治学的概念或原理当中，总是蕴涵着特定时代的神学的概念和观念，因此在研究国法学的时候，要将其概念和原理去映照特定时代的神学观念。也就是说神学观念和国法学观念二者具有结构的同一性，而社会学概念的法学方法，就是要揭示这种结构同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