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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为朱熹在拷打严蕊的事情中辩护，更无意为严重抽象到以共相压倒个相的道学正名，很显然，他正是带着“道德”的眼镜才会冤枉了一个无辜女子。这正是我们的法律要避免的。不过，流行文学在妖魔化朱熹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一些人在激昂批评别人，甚至上纲上线的时候，花了多少精力来认真研究事实呢？
由这个故事，我想还可以引申一下，法官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有高尚的情感，用文学的手段更好，就像小说那样更有力量改变社会舆论和风气。但法律中过多的这种高尚情感，很容易破坏法官固有的，最根本的公正，不偏不倚，不轻信，不盲从，不替人作过多的道德价值判断。“衡之于左右，无私轻重，故可以为平；绳之于内外，无私曲直，故可以为正。人主之于用法，无私好憎，故可以为命。” 法官、法院最重要的，并不是培养多少高学历的法官，而是可贵的“中立”、“公心”。
认为某种价值更加高尚，而区分“庸俗和高尚”，和区分“首要的”和“次要的”的价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样的理论引申到法律中来，常常会使得我们认为，某些东西对一个人来说更重要，比如尊严、贞操、自由意志，的确我们可以自己这么认为，但是施加到一个系统化的法律规则中，就会出问题。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诺齐克的权利理论。诺齐克理论的核心就是许多权利，从个人自由到财产权，这些自由意志的、政治上的权利完全优先于社会政策目标的权利，比如财富、消除贫困等等。罗尔斯的理论稍稍收敛了一些，他试图将强调全体福利的“边沁主义”和强调个人自由意志的“康德主义”折衷起来。罗尔斯的首要原则的核心，就是认为有些权利是根本的，比如人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等；有些权利是第二位的，比如经济性的。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哈特对这些理论都提出了批评，凭什么认为经济上的需要就会更不重要？
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完全被绑定在特定的环境下，财富越来越采取了多元化的形态，凭什么财产性的需要就要次于政治性的、自由性的需要呢？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什么是你的财产呢？拿最符合传统财产意义上的房子来说，买了房子，如果不通电，不通水，不交管理费，没有公共交通，那么房子在多大的意义上是财产呢？而任何的电、气、水、管理费都是需要支付能力的，甚至靠近地铁站都会带来房子的增值。离开了货币，这个现代社会如何运转呢？
这种将人的需要，强行划分等级的观念，实际上根深蒂固。在网络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许多女性从事“性工作”的批评，认为她们基于个人的贪图享乐，基于对金钱的贪婪而放弃了贞操，由此声称社会道德相比过去大大坏掉了。这种论调，就是将经济性的需要看成是低于自由和政治性需要的结果。凭什么认为一个人受到经济上的困难就要轻于自尊上的困难？她们的困难是由于制度造成的，是由于缺乏基本的保障，缺乏支付能力造成的，而不是她们的个人品德问题。说实在的，一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困境、困难、窘迫，有多少真正是“个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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