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评论：“羁押制度常态化”——冀祥德博士为最高检工作拨开迷雾
鲜江临
【关键词】羁押
【全文】
自2005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建设“司法公正”主题，着力敦促解决超期羁押、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问题。超期羁押、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违背“司法公正”要求，是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是依法治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超期羁押、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两者也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它们的共同项在于对公民自由通过法律程序剥夺，而公民担当刑事责任的理由，此时并不确定或不存在。虽然国家司法机构三令五申禁止超期羁押、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但是地方司法利用司法权力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案件，此起彼伏。以至于许多地方的经济犯罪侦查机关、国家检察机关，成为不恰当剥夺公民自由的权力装置，为潜在的国家赔偿不断下单。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为保护本地区企业或政府利益，更有在地方最高权力控制者授意下，对公民进行羁押、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的“执政行为”，羁押衍生为地方“化经济为政治”的“政治案件”的操作手法。
在国家强调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系统指令下，地方司法时常会出现运转失控。在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如果没有国家司法、地方司法两套制衡系统，那么在地方出现国家司法装置“地方化”，就成为国家司法边缘部分摆脱不了“命运”。在现行司法体制下，许多社会人士在羁押中成为含冤的窦娥。他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重获人身自由成为他们最大的渴望。在看守所冰冷的夜晚，许多被羁押者苦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检视自己的商业或社会行为，得出“非罪”的结论――而这些商人、平民自学成材得出的判断，可能正好和严谨法律家的判断完全一致。
回到主题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最高检察院着力解决超期羁押、用刑事手段处理民事纠纷问题，触及到事关公民人身自由维护的大课题。这样的执政举动，显然应当受到社会的褒扬。他们严正声明禁止，地方司法当局我行我素，这就让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面临了自身费解的重重迷雾 。当律师们到看守所去会见所谓“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律师对这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也会时感纳闷。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产生迷雾的根源在于，它承认现行非合理的羁押制度具有正当性为前提，而没有对维护公民人身自由做出进一步的制度反思。但是，2006年的早春，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社科院学者冀祥德先生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拨开了迷雾。冀祥德在《中国未决羁押制度批判性重构》[1]一文中深刻地观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