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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一年要分开过成两个年；官方节日，作为一种严肃的国家制度，得不到民众普遍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全民性的重大节庆活动，却得不到官方在制度上的承认。中国自古以来家国一体、官民一体的节日体系就这样分化成了一种缺陷明显的二元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前政权的很多东西进行“革命”，但是继承了它的节假日体系的二元结构，并部分调整了那一套官方纪念日，订立的节日主要是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外加一个传统的春节。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项时间制度由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颁布。新政府具有大得多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吸引、组织民众参加官方节日活动。但是，传统依然保持着它的惯性。由于私有经济继续存在，城市的私营部门的从业者和农村的家户劳动者可以灵活安排时间，他们在传统节日自己给自己放假，为节日活动的延续提供了时间保证。由于脱离了长期的战乱，社会安定，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们能够更好地开展传统的节日活动。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出现在传统节日里。
传统节日民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也是一波三折的遭遇。在起初的十多年，政府不断创设、积累按照自己的价值所设计的纪念日的活动仪式，并尽量影响传统节日习俗的内容朝向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向变化，但还是容忍民间自发沿袭传统的节俗的。这其间贯串的在生活层次进行文化整合的意图，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被坚决地贯彻。
我们这里仅以境遇较好的春节为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春节被列为全民节日，有三天的假期，比国庆节（2天）、劳动节（1天）{10}、元旦（1天）的假期都长{11}。春节虽然纳入国家制度，全民年年在过，但是，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设计在举办仪式活动，与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春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定假日，与时代话语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从历年的《人民日报》来看，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危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在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记得当年我们家的猪圈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口号。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分别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恢复旧制。
人民共和国更有能力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正常的过节要社会大众有共同的自由时间，要张扬，要有自豪感。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城市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建设把人民大众的时间纳入到国家的管理范围，国家的宣传教育和文化革命使传统的风俗习惯成为反面的东西，人们没有共同的时间，也不敢大肆、公开地继续过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节日，最多只能私下里以简略的形式过一下节日仪式。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兴起之后，人民除了被组织起来参加国家的节庆活动和生产劳动，就没有机会过传统的节。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一元在这个特殊时期潜藏起来了，只有一部分民众仍然坚持以简略的形式过一过传统的大节。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公开场合安排自己的活动。经过这么多年的自发选择，传统节日民俗在全国城乡得到了很大的复兴。节日民俗的二元结构由隐性又变为显性。国家面对民间节日体系恢复的事实，把春节作为法定假日，并对假日的时间有所延长。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调整远远没有到位。官民分立的基本格局没有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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