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联赛及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甚至国际足联、亚足联也接连要求中国足协提交情况报告。”杨一民说。
　　陈玉宇认为，这些问题与比赛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无关，他们的行为选择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在足球市场上，有生产者(俱乐部、球员、裁判等)，消费者(球迷)和政府部门。消费需要什么，生产者就生产什么，这原本简单，但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没发生？陈玉宇认为，“是因为目前中国足球联赛相关的制度规则破坏了联赛的运行机制。”
　　职业联赛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在公正的情况下，不同的俱乐部能提供相同或相近(势均力敌)的产品(比赛)，共同合作，产生结果不确定的比赛结果，这样才能创造出共同利益。而足协的相关制度和规则，正是左右联赛产品的质和量的关键。
　　当俱乐部按照联盟合作机制作出努力，生产比赛产品时，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却几乎全被政府拿走了，这必然影响他们下一步选择，开始作出“负努力”。
　　据知情人分析，中国足协所拥有的大部分资产主要来自于联赛的收入，而这种情况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总投资10亿元的河北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就是过去11年中国足协从职业联赛中赚到的最实实在在的资产。
　　足协拿走大部分收益后，由于缺少相应制度，导致余下利益分配也未形成共享利益。“政府的管理者，大块剥夺，小块不负责。这就导致过度激励的产生。”陈玉宇说，14家俱乐部本是共同的生产者，现在就变得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为赢一场比赛，不择手段，高价买球员、打假球、贿赂裁判等行为成为行业潜规则。
　　“当一种不好的倾向出现而主管部门没有很好的管治时，所有的参与人都会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偷钱没有人管，那大家就都偷吧。”张曙光也认同这一点。他补充说，后来裁判的“黑哨”钱俱乐部都给不起了，由一些赌盘给钱，这就形成了“赌哨”———“10万元吹个点球，20万元把进的球吹出来”。
　　原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研究员林显鹏也认为，“任何问题都要排序，要找最根本的原因。中国足球问题的根子在足协维持的体制，然后传导到俱乐部的不理性行为，最后表现在中超比赛这个产品质量上。”
　　这个因果推导也是被普遍认为的足协分权的理由。“如果中超公司这一步还不走出来，联赛就会崩盘。这种例子在世界上不是没有，比如新加坡。”林显鹏说。
　　另一种说法是，目前足协无力独撑中超财务负担———去年亏损2000万元，今年又招商无望———所以拉来俱乐部垫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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