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等到了足协权力的变局。“与阎世铎相比，谢亚龙对足球的市场定位进步了，他承认足球联赛是市场机制的，他本人的任务就是整合资源。”张曙光评价说，“谢亚龙的语言不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技术性的语言了。”
更重要的是，各俱乐部的投资人认为，谢亚龙比较民主，主动积极地听取各俱乐部的建议和意见。2月份，俱乐部方面提出2005年超联赛推迟，这个建议很快被采纳了。“其实，谢亚龙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张曙光说，“但从他的行为可以看出，俱乐部与足协可以实现从沟通到了解，从了解到理解，从理解到谅解，从谅解最后可能达到合作。”
2月25日的中超会议上，一直由中国足协行政权力独占的市场权利开始松动。杨一民在他的工作报告中已明确提出，2005年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明晰中超资源所有权，努力实现资源最大价值，并称根据国际足联章程规定，中国足协是中超联赛整体资源所有权利的最初拥有者，并对其拥有支配权，“目前中国足协已决定将这些权利书面授权中超委员会管理”。
分权让利的背后
中国足协分权让利了。这对许多足球圈内的人来说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过去足协的最大错误是它不想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因为过渡阶段更适合利益集团。”陈玉宇说。
中国足协原本属于社团法人，并不是政府机构，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它拥有什么权力。“只是
体育法上有一笼统说法：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全国的体育事业，而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林显鹏说，这一模糊的行政权力来源，影响了中国足协泛行政化的力量。
然而，市场体制的发展和职业足球发展的规律，并不是以某些官员的意志为转移的。“痛定思痛”是杨一民对2004年中超联赛工作评价的关键词。
痛从何来？2004年的风雨波澜，使首届中超联赛遭受强烈冲击。来自足协官方数据，全部22轮132场比赛，观众人数145万人次，场均1.1万人，比2003年甲A联赛下降38%，陷入历史最低。电视观众13000万人次，与2003年甲A联赛相比大降42%。大多赞助商提出大幅扣款要求，原本列入预算的1.3亿元人民币收入，实际收入可能在7000万元左右，下降约46%。这与中超联赛初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超联赛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蒙受了重大损失。
“比上亿元的经济损失更为重大的是中超联赛自身的公信力和形象。”杨一民说。2004年5月，中超元年的联赛在天津开幕。联赛初期尚还平稳有序，但其后“假球”、“赌球”、“黑哨”渐起。10月风云突变，随着罢赛事件的出现，一些俱乐部“投资人”要求取消降级，中止中超联赛。与此同时，赛场上群体斗殴，追打裁判，甚至再次发生罢赛的恶性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