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１９８８年
宪法修正案第
二条修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十条第四款，去掉了土地不得出租的限制。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出租问题，在我国宪法上已不存在障碍。
其三，如果借鉴法定租赁权构想，农村房屋的买受人在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同时，对于房屋的宅基地，并非取得作为物权的村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而是取得作为债权的“宅基地租赁权”，基于该债权，房屋买受人可以占有使用宅基地。这一结果，并非出于农村房屋买卖双方的自由意思，而是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是基于法律规定而当然发生的结果。
其四，租赁的标的物是“宅基地”，而非“宅基地使用权”。由此可知，租赁关系的当事人并非完全等同于房屋买卖的当事人，具体来说，出租人不是作为房屋出卖人的村民，而是作为宅基地所有人的村集体组织。
其五，对于宅基地的租赁期限，宜规定不受
合同法第
二百一十四条“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的限制，而是像台湾民法那样推定在房屋可得使用期限内，有租赁关系。
其六，对于租金，可先由当事人协商，如当事人达不成协议，则可请求法院确定。
五、“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宜予修正
物权法草案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转让的，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建造在该宅基地上的住房抵押的，在实现抵押权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
上述规定中的“转让”语义应当作一致的理解。住房的转让，指的是住房归属的变化（比如通过买卖、互易、赠与），所谓“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也应当理解成为“宅基地使用权”归属上的变化。物权法草案第十三章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显然是将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而这种用益物权带有一定的身份色彩，是村民的基本的生活保障，应该限定为村民专有。农村房屋的买受人，为了达到其在法律上合法利用宅基地的目的，完全可以通过法定租赁权解决问题，并非必须借助于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实现目的。况且，这种一并转让的“宅基地使用权”，由于不得单独转让、不得抵押，虽有物权之名，未见多少物权之实，而通过租赁权足可以达到利益保障之目的，更何况租赁权还有物权化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