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宅基地的租赁
租赁作为一种债之关系，主要是由当事人签订租赁合同的方式发生，我国合同法第十三章所规定的“租赁合同”，主要是规范这一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租赁权除了基于合同发生之外，还可以基于法律规定发生，这一问题，无论是在日本（暂登记
担保法第
１０条）还是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中，均已存在。
比如，台湾地区民法债编１９９９年修订后，增订第四百二十五条之一，规定：“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属一人所有，而仅将土地或仅将房屋所有权让与他人，或将土地及房屋同时或先后让与相异之人时，土地受让人或房屋受让人与让与人间或房屋受让人与土地受让人间，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内，有租赁关系。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租赁期限不得愈二十年之限制）“前项情形，其租金数额当事人不能协议时，得请求法院定之。”
上述规定，便是所谓“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所有人相异时租赁关系之推定”，或者称为法定租赁关系，在土地与建筑物并非一体的不动产而是各自独立的不动产的框架下，实属解决“房”“地”关系的一个可行的方案。笔者认为，我国物权立法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处理农村房屋买卖等相关问题。相应地，有几点需要明确：
其一，农村房屋买卖有现实的必要，亦非现行法所禁止。在农村，村民子女考取大学，户口由农村迁入城市；子女在城市定居后，父母随子女共同生活而脱离农村，亦颇为常见；农民进城打工或做生意，一朝发达，在城里购买商品房而举家搬迁，脱离农村，也已非常普遍；偏远乡村村民到农村集镇经商，久而久之，感到租房不如买房者有之；城里人向往田园牧歌式生活，愿意在农村购一住所者有之；城市下岗工人摇身一变，上山下乡，由工业工人变为农业工人甚至农场主者亦有之；村民生老病死，成员构成变动不居，而居住需求也随之变化不定，有需有供，买卖之势，日趋上升。另一方面，
土地管理法第
六十二条第四款仅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并没有禁止农村房屋的出卖。
既然农村房屋买卖有此现实必要，房屋出卖后，就要解决宅基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