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下位法设定的法律责任与上位法设定的法律责任相抵触，或者下位法设定的法律责任与上位法的基本原则、精神相抵触。例如，《贵州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第3条规定：“产品质量应符合有关标准，经检验合格。禁止下列行为：（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名优标志及生产许可证标记、条形码等；（二）隐匿、伪造或者冒用产品的产地、厂名、厂址；（三）伪造产品质量证明材料、生产日期；……”，并在第26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一）、（二）、（三）项规定的，责令公开更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这一规定与《
产品质量法》第
53条的规定，即：“伪造产品产地的，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有明显矛盾。同时，该《条例》第24条、第25条两条法律责任条款也与上位法有冲突。而根据《
宪法》、《地方组织法》和
立法法关于“不抵触原则”的规定，地方立法与法律、行政法规的法律责任条款之间保持衔接，“不得与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条文相冲突、相违背。
二是同阶位的地方性法规之间设定的法律责任相互矛盾和不一致。与其他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责任条款之间不协调或者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地方立法中也时有发生。如我省的《贵州省防洪条例》第15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侵占、损毁提防、护岸、闸坝、排涝泵站、排洪渠系等防洪排涝工程和防汛、气象、水文、通信等设施以及防汛备用器材、物料。”第4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未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在我省另外一部地方性法规《贵州省河道管理条例》第22条中，对同一违法行为作出的是“除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外，可视情节给予警告、采取补救措施，处以30000元以下罚款；……”显然，在一省行政区域内同一违法行为依据不同的地方性法规，就会带来不同的法律后果，这就必然造成实际执法的混乱，导致不公。
（二）设定的法律责任条款照搬照抄上位法
由于缺乏对地方立法技术的理论研究，目前很多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纯粹属于无意义的“二次立法”，即将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现行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再重复一遍，往往是国家立法刚出台，地方随后就颁布实施国家立法的一些地方性法规；在立法项目上，盲目比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重复选题，而在具体内容包括法律责任条款的设定，也是大量照抄照搬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条款规定。比如《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6章法律责任中第64条、第65条、第66条、第67条、第68条基本上是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法律责任条款照搬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