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以适用法律为职责，当面对甲部分的案件时，法官绝不能抛开A规则，而去适用心中理想的B规则。如果允许这样，就意味着，无论严格适用法律是否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法官都可以背离法律，任意地选择自己所喜爱的理由判决，而无视法律的规定。就某一个案而言，也许这种方法与严格适用法律得出的结果并无不同，但如果这成了法官名正言顺的习惯，必然的结果是法律不再被严格适用，法官可以任意司法。这离法律秩序的崩溃可能不太远了。
当然，一个问题是，何以知道法律确定的所谓的A规则就是我所理解的A规则呢？为什么不能将所谓的A规则的内容"解释"为B规则的内容呢？通过这种巧妙的置换，就可以免去许多的麻烦，就可以在严格适用法律规定的名义之下，在所有问题上获得公平的结果。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法律的内容并非确定无疑，也非永远不变。法律解释是一项有相当灵活性的作业，当一种解释方法导致不合理的结果时，可能可以采用别的解释方法，以获致合理的结果。但法律的文义总有一个限度，法律解释不得完全无视法条的文义，所以法律解释的灵活性有极限。当狭义解释无法获得合理的结论时，则只能认为存在法律漏洞，一般要依一定的方法填补。当狭义解释可以解决问题时，就不允许也不必超出法律条文裁判。
在中国，依狭义的法律解释，悬赏广告应为合同。此结论适用于本案的结果也是合理的，那就不可以采单独行为说为裁判理由。瑞士法律上，由于没有相当于德国民法典第657条后段的规定，所以瑞士最高法院虽然实质上采单独行为说，但司法中仅将依悬赏广告的内容，不知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亦得请求报酬者，解释为单独行为，而不是将一般的悬赏广告均以单独行为解释。[***参见王泽鉴：前注4引书，页61。**]
本文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将裁判解释和学术解释区别开来的问题。法律解释可分为裁判解释、学术解释。裁判解释是由法官针对一个实际发生的案件，讨论应如何对此案件适用现行法律的作业。而学术解释，虽然也要针对特定的事实，但考虑的常常是抽象的一类事实。并且有些学术“解释"，并非探讨现行法律如何适用于现实，而是目的在于批评现行法、探讨应当设置何种规则才合理。所以它与裁判解释完全是不同性质的法律解释。[***参见前注7引书，页193以下。此种学术解释，虽然可以归入法解释学的范畴，但是其实很难说它是一种法律“解释”。**] 基于不同身份、为了不同目的的解释，当然各有其价值，但是论者必须对于自己讨论的角度和目的有明确的认识。不可以一方面抽象探讨得出结论，又直接要求裁判中采纳之。[***有的学者的观点就是这样。参见前注3，张晓军文，王利明、崔建远书。**] 我国缺少法治传统，法官并不总是很清楚应如何履行职责、应如何作为法官解释法律。因此，学术界更应当努力帮助其养成司法中的严格自律，而不是相反。
四、悬赏合同的内容是否违背社会公德？
前一部分，说明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有要约与承诺，双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了一致。但是，合同要生效必须具备合同的生效要件。就本案相关的问题而言，还应讨论本案的悬赏合同在内容上是否违反社会公德，以及被告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法院在审理中的一种意见认为，依
民法通则第
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失主，所以原告应当无偿返还；原告拾得公文包，取得了对于这些物品的占有权，这种占有能给拾包者带来利益，而失主有损失，因此构成不当得利，应依关于不当得利的规定无偿返还。此外，这种悬赏行为有悖于社会公德。一审判决采纳了上述部分理由，再加上认为悬赏广告是非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认定悬赏广告无效。这些理由能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