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成立要件主要是意思表示的一致，即有要约和承诺。要约虽一般是向特定的人发出的，但若符合条件，虽向不特定人发出，也可成为要约。悬赏广告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但只要符合要约的要件，就可以成立要约。[***参见郑玉波：前注5引书，页63。**] 而行为人如果知道广告存在并依其指定完成指定行为，行为本身就是对于要约的承诺。此种承诺方式与一般的承诺不同，属于理论上所说的意思实现。[***参见王伯琦：《民法债编总论》，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页26以下。**] 所以，根据对要约与承诺的文义解释（法律术语的特殊文义），相对人知道悬赏广告存在而完成广告指定的行为的，合同的成立要件即具备。并且，我国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并没有足以认定悬赏广告为单独行为的特殊规定。因此，综合判断，契约说正确，悬赏广告应解释为要约，指定行为完成后在当事人之间方成立悬赏合同。在我国可以认为悬赏合同是一种无名合同。
当然，根据
合同法的规则，如果行为人不知要约（悬赏广告）存在，或者行为人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时，当然不能为有效的承诺，也就不能成立合同。但广告人的目的已经达到，却不负给付报酬的义务，衡之于理，显然不公平。[***参见王泽鉴：前注4引书，页64。英美法上没有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也就不可能将悬赏广告视为单独行为，只能以合同来解释悬赏广告的性质。根据一般判例和理论，这种情况下合同不能成立。但科宾、波斯纳等著名学者对此有异议，指责这种做法囿于合同的概念，造成不公平的结果，所以主张应认为合同成立。参见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318以下；亦见Dawkins v.Sappington,26 Ind..199,201(1866)。**] 所以，可以认为这些情形下存在法律漏洞，如果出现了此类案件，法官应当考虑采用适当的方法填补这个法律漏洞。
（三）悬赏广告性质的法律解释对本案的适用
本案中的悬赏广告符合合同的要求。被告的悬赏广告表示，如果谁能够完成指定的行为（送还公文包），就付给其报酬15，000元。原告先了解到此要约的内容，并且在送还公文包时有明确的对悬赏广告内容表示同意的意思，应属承诺无疑。双方之间成立悬赏合同。
其实，如抛开中国的具体法律规定不谈，单独行为说与契约说孰优孰劣？前已言之，两说的实际效果在绝大多数方面并无差异，就有差异的两种情况看，单独行为说更为合理。所以，抽象地来看，单独行为说优于契约说。将来立法时，应采单独行为说为好。
但是，对于本案，法院不应当采用单独行为说。由于单独行为说在理论界似更占上风，已经有学者对本案二审法院采契约说直接予以批评， [***参见前注3，张晓军文，王利明、崔建远书。**]并且已经有法院以单独行为说为根据判决案件，[***参见《拾物者拾得失物还原主，广告人悬赏酬金须兑现》，《法制日报》1997年5月8日。在这起悬赏广告纠纷案中，法院明确将悬赏广告解释为附条件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该案与本案很相似，拾得人是见到悬赏广告后返还遗失物的。完全符合合同的要件。**] 所以本文拟对此问题作详细的讨论。
法官的职责是适用法律。适用法律应首先以文义为基础探求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内容。如果将解释的结论适用能获得公正的结果，那么法官就无权为了学说上的完美，任意地背离法律。
假设就某生活领域法律上设有A规则。A规则适用所导致的结果是否公平，要区分情况。对于此领域中的甲部分，适用的效果是好的；对于此领域中的乙部分，适用的效果是不公平的。而假如确立B规则，就可以对全部领域都有公平的效果。无疑，当修改法律时，应将A规则修改为B规则。但在修改之前，应如何适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