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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一般都是在开明政府的推动下走向现代化或转向市场经济的，中产阶级也开始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在初期，转型国家的政府以西方为参照范本，进行市场化改革，但政治上却往往推行“威权主义”策略，这对于推进社会变革和维护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可能是有利的。而这时也正是中产阶级的孕育发展时期，他们的地位和收入都在相当程度上依存于现行体制，诚如有学者所言：“在工业化初期，市场还不发达和完善，或者说经济的发展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同时，中产阶级也还很弱小，不能与传统势力相抗衡，因此，它只有在主张现代化的国家政治集团的卵翼下才能生存和发展。”（注：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这样，中产阶级就成为开明政府进行变革图新的重要社会支持力量。甚至如果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自由和秩序时，那末，中产阶级也可能成为这种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如新加坡等)。（注：毛寿龙，见前注(19)，页285。）其实，在西方从市民阶级走向商业中产阶级的过程中，他们也曾一度成为王权的坚定支持者，以对抗贵族、教会等封建权力，获得国王对自由民和商人的利益保护以及统一市场、统一赋税、统一司法等方面的回报。这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务实性和功利性上的共同点。
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中产阶级队伍开始不断壮大并离开了权力的怀抱，民主法治的诉求也就通过中产阶级而表现出来。这时，传统体制越来越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当传统体制不能再为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的适当自由和秩序而又难以解决时，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们代表着市场经济利益要求、契约权利观念和民主法治精神，信仰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表现出较强的民主参与主张和变革要求。在亚洲，随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已经形成了约10亿人规模的中产阶级队伍，他们成为社会上的主要团体，提出自己鲜明的要求，使集权主义面临合法性危机而难以为继。韩国、台湾地区、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即是如此。（注：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页399～403。）而较发达的日本，则在20世纪中叶就已出现了“新中产阶级”与传统中产阶级的更替现象，甚至在全社会形成了广泛化的“中流意识”及其利益保护诉求。（注：今田高俊：《社会阶层与政治》，赵华敏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页102～103。）在俄罗斯，随着私有化进程加快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比例也已经达到有劳动能力人口的25％，尽管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还处于“自在”阶段而未进入“自为”阶段，但他们拥有较为富足的私人财产，关心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关心市场经济“游戏规则”和法治，因此，也将成为推动民主和法治的重要社会变革力量。（注：张树华：《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124～129；托尔卡诺夫斯基：“俄罗斯中产阶级的形成”，刘伸译，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在非洲，由教师、律师、记者、医生、商人等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不仅是黑非洲政治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和参与者，而且还担负起组织领导和导向的作用。虽然他们仍存在力量有限和缺乏实施其政治主张的有效手段等问题，但是，中产阶级在黑非洲国家的确形成了一股可观的、有影响力的、并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势力，从而促进着非洲转型国家的民主和宪政进程。（注：徐济明、谈世中：《当代非洲政治变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98。）可见，“在大多数现代化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而知识分子则常常是其中重要的且是最为激进的力量，他们最容易使民主变革运动“满帆而无锚”的航行，从而成为一个危及政治稳定的动荡之源。（注：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页282、87。）因此，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既具有促进民主和宪政的积极作用，也容易成为社会政治稳定的威胁。其关键在于，该社会政治制度对于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大众参与水平，是否具有相应的承受力、适应力和消化力。
但是，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民主政治的推进和都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社会的利益分化瓦解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不仅不断扩大和呈现多元化，而且渐渐具有较多的科层化、技术化和商业化倾向。这时，“一种新的、更保守的中产阶级阶层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淡化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注：同上注，页293。）使得中产阶级开始向第二代转化，在走向保守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种支持政治稳定的平衡力量。他们多数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文化素质较高，理解宽容平衡的重要性，他们也不易受极端主义学说的影响，而是倾向于支持温和的、民主的政党和组织，主张采取非暴力形式来实现政治转型，（注：张蕴岭，见前注(27)，页403。）从而构成推进宪政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
三、中产阶级：现代宪政的重要结构性支撑
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并不仅仅是现代宪政的一个外在条件，而是现代宪政的一个重要结构性支撑要素。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观念促进了多元平衡原则的确立和维护
无论我们怎样界定和理解宪政，多元平衡都是它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在古希腊城邦，具有宪政因素的共和政制就体现了贵族、平民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平衡。所以，亚里士多德才对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混合政体”给予了太多的期盼。而在近代西方宪政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则是贵族、国王、教士和市民阶级的多元利益斗争与平衡。诚如西方学者所言，“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逐渐觉醒，迫使政府扩展参与权，这使人们得以应用先前积累的协商和妥协的艺术，将这些群体顺利纳入议会政府的框架当中。因此，早期设立宪制的目的，虽然只为协调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实际上却变成了创造广泛公意的基础。导致这一结果的社会与政治发展，也便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注：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见前注(11)，页108。）中产阶级的保守观念恰恰为这种多元平衡原则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首先，中产阶级主张变革而反对革命。中产阶级的主体是居于社会中间地位的中小业主、经理、专业技术人员、雇员和知识分子等，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智能和经验，以自己的努力劳动赢得了较高的收入、丰裕的生活和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而且很多人是经过艰苦的个人奋斗才从社会下层进入中产阶级的。因此，一方面，他们容易接受时代的新观念，有追求和进取心，希望自己的生活和社会整体状况都能有更好的改变，并能够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进行客观审视、反思评判和积极参与，因而承载着时代的变革要求，反映着社会进步的主张。这与上层社会赋有的为巩固其特有地位和权力，反对社会变革的僵化固守倾向是明显不同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现有生活，害怕在社会动荡中失去自己的财产积累、社会地位和奋斗成果，故此，相对而言他们反对暴力冲突和社会革命。这又与下层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主张财产平等分配，无所顾忌和希望瞬间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心理有着重大的区别。（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页799～801。）这就使得他们更倾向于相互尊重、承认和妥协，并希望通过渐进的社会变革来解决冲突，通过公认的规则框架来建立秩序，以免造成激烈对抗而去承受革命和动荡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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