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业中产阶级的衰落和智识中产阶级的崛起：宪政的困窘危机与当代变革
19世纪曾是宪政一路凯歌的时代，它带着民主法治的理想、自由平等的诉求和人权保障的承诺，确证和维护着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但随后的发展却表明，自由竞争并没有带来功利主义所期盼的那种人类共同福祉，而是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和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以商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巨大分化，商业中产阶级受到了缓慢而持久的冲击，其原来对上层和下层两方面的整合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对极端财阀统治与民主政体两方面吸引力的离心性消解，“它的碎片一部分被这种离心力抛入无产阶级之中，一部分被抛入新兴资产阶级贵族之中，致使其核心在体积与内聚力两个方面都遭到削弱。”（注：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97。）从而导致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衰落。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致使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加剧了商业中产阶级的衰落，宪政的社会结构基础也就受到了侵蚀。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了平等基础和自由条件的严重失衡，加剧了自由与平等的现实冲突；资本的集中和公司扩张渐渐形成了一种“压制性”的社会权力，使得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既有模式受到冲击；（注：斯科特·R·鲍曼：《现代公司与美国的政治思想》，李存捧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页15～37；常士yín＠①：《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78～86。）财阀寡头实力的突显强化了其对政治的影响、渗透甚至控制，以公众平等参与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传统受到威胁；随垄断经济而强化的科层制体系和技术理性的发展，致使原有商业中产阶级的价值信念受到消解；平衡制约力量削弱和国家的行政集权化倾向，助长了“自由主义范式”与“福利国家范式”的法治难局和“法律的衰落”等等，（注：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从》(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66～394。）从而促发了宪政的困窘危机。
然而，让人难以悲观失望的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西方商业中产阶级衰落的同时，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智识中产阶级则正在兴起。这就是具有良好教育和素养、主要从事管理、营销和专业工作的经理、职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白领”阶层。与“老式”商业中产阶级不同，他们更多的已不再是独立经营者，而基本是由雇佣人员组成。到20世纪中叶，领工资的职员和中层干部已经占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三分之二，而到1970年美国“白领”与“蓝领”的比例则超过了五比四。（注：克洛德·泰洛特：《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页26；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Basic Books,New York,1999,p.17.）尽管智识中产阶级的确存在着西方学者所担心的“官僚理性”化而消解其民主观念基础的可能，但是，他们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素养、中等财产积累、较强的民主参与能力等等，则使他们能够确立世俗的、科学的理性世界观，能够平衡极端的思想和过激行为而推进社会变革；他们也能够对政治领袖、政治权威和官僚机构(科层制组织)进行“祛魅化”审视，即对官僚国家权力扩张的钳制要求、对专家治国决策的评判反思和对科层制组织“工具理性”的自觉抗拒等等，进而传承着民主精神传统，代表着时代的民主诉求，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展现着相互关怀的公民精神，因而，这就“使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注：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283。）
不仅如此，智识中产阶级还成为当代宪政变革的重要推进力量。如前所述，现代宪政面临着困窘危机，而且宪政变迁呈现着一种行政集权民主化的走向，（注：潘伟杰：《现代政治的
宪法基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145～152。）甚至使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传统都发生了动摇。面对国家过多干预的威胁，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多元主义等等思潮展开了持续的论战，而治理和善治、第三条道路则应运而生，并力图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和相互的多向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来取代以国家单一权威为基础，以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统治”，（注：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188～189）借以对抗行政集权化倾向，展现着公民性的维护及自我追求的张扬精神，以维护民主、宪政和社会自由。法治理论也在困惑反思中走向“回应型法”、“程序主义”法治范式或“自生自发秩序”等等，其实质也是向社会重心的位移，以推进自由自主性社会秩序的建立。这种变革的主导倾向，是对全球化时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控制的抵制，（注：Hilary Wain Wright,Arguments for a New Left,Blackwell,Cambridge,MA,1994,P.262.）它的重要社会载体就是智识中产阶级。因为，治理和善治旨在强调公共机构与私人及社会机构的合作、倡导放松控制而强化协调、主张多元权威的持续互动和法治回应性等等，其导向是反对集权而主张权力分散、反对权力与权利的对立逻辑而主张二者的互动合作、反对自上而下的单向线性管理而主张社会自主自治网络的形成，以对付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失灵及其协调的失败。（注：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木易译；勃鲍·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漆芜译；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里安：《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肖孝毛译；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这种新型民主平衡机制的建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需依靠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智能的管理者、专业人员的民主参与才能完成；而“回应型法”中的民主参与机制、“程序主义”法治范式中的“私人自主”、“公共自主”及其“对话沟通”机制、“自生自发秩序”中自由自主性的“人之行动”等等，（注：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也都离不开教育良好而又务实创新，并具有自由自主、理性宽容和平衡互动精神的智识中产阶级的强力支撑，因此，新型智识中产阶级就成为推进当代宪政变革超越的重要社会力量。
二、转型国家的宪政进程与中产阶级
转型国家的宪政进程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长期的自然演进过程，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外来压力下的一种快速变革进程。其中产阶级也并不是由具有自由民主精神的独特城市市民阶级发展而来，而是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进程而在较短时间里成长起来，并发挥其独特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