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农”问题的浅层思索——写在弱势群体的边缘
刘猛生
【关键词】三农问题 弱势群体 农村现代化 乡村自治
【全文】
２０００年３月，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在这篇“上书”中，李昌平以平实的笔触，列举了农村中存在的种种危机。李的“上书”通过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三农”问题也随之暴露在广大国人面前。
近年来，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和评论可谓沸沸扬扬，亦可称得上“洋洋大观”，其中不乏真知卓见和切肤之策。其间是是非非，不敢妄自评揣。本文中，笔者欲以弱势群体边缘（注：所谓“边缘”，实系“进而未进、出犹未出”，但可内外兼收。信息灵通，视野开明，立场虚无是其优势）的视角，抛售对“三农”问题的浅层思索，实求引玉之效。
“三农”问题的成因聚结于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所谓“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按权威解释，简言之即现代化（注：系公民社会，享受完全国民待遇）的城市和村社化乡村之间的结构。有专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共同体，不存在“二元社会”。这应是一种“学理化”的推论，漠视体制矛盾的存在现实，背离了客观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也无利于“三农”问题的理性化解。“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对“三农”问题的促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地矛盾突出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到2001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127627万人，乡村总人口93383万人，占总人口的73.2%，其中生活在农村者79563万人，占62.3%。另据《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第5号）》显示，全国农村可利用土地面积约2026.55亿亩，其中耕地面积1951亿亩，占96.3%，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59亩，不到世界人均的一半。根据权威测算，中国土地最多只需要１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５.５亿，以吸收１.２亿计，依旧有近３亿剩余劳动力。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建立的人口仿真模型预测，未来２０多年里，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将持续上升，到２０１３年，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１０亿人左右，要到２０２５年，我国劳动人口规模才会出现逐步下降趋势。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已经并将长期成为阻碍农村进一步发展的首要因素。
收入增长困难，负担极端严重，城乡差距加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农村贫困状况的监测调查，2002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820万，比上年减少107万，贫困发生率为3.0%。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为5825万，比上年减少277万，低收入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6.2%。这些数据仅仅反映了农村最底层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李昌平所说的“农村真穷”中“最穷的部分”，更有不少“长期温饱”（注：乃较早脱贫，但始终“无法”真正“致富”的农民）层面不在其中。从现实情况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简单归结为收入增长困难、负担极端严重两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困难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已日益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咎其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农业生产无利可图甚至亏损。农产品价格不断走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增长不快甚至绝对水平下降；农产品成本高，农民获益困难；（注：据有关资料，2001年7月上旬，我国小麦、玉米、大米、棉花市场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分别高27%、60%、42%和37%，并且每年还在以10%的速度递增。）农产品加工增值链条短、附加值低制约农民增收。据测算，价值一元的初级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2元，而我国仅为0.38元。由于此，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种田不合算农民撂荒现象，如果没有任务和其他强制手段，农民将不会种田。二是农民从二、三产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主要表现为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下降；中西部地区则由于乡镇企业丧失了发展机会，不少地区以工补农的乡镇企业实际上严重地增加了当地农民的负担。农民负担严重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表现在很多方面，不一详端。仅举一典型现象：我国现在农村乡镇吃财政饭的工作人员与乡镇人口数的比例是1︰28，与建国时的1︰300—400相比，增长了10—14倍。（注：《公共经济学》周垂日老师提供的资料。国家统计局材料更令人吃惊。）仅与“日益提升”的城市居民收入相比，城乡差距在进一步加大。（注：收入差距加大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诸如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