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必须是公开的、一般性的和明晰的。”“公开性”是指，法律必须公布以便让 服从规则的人知道规则是什么。“一般性”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说，法律规范的制 定要有一般性，即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以便能够适用于“同类案情”；其二是指，法律规 范的适用须具有一般性，即相同的情况必须得到相同的对待。“明晰性”是说，不容许 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模棱两可，法律规则必须能够让民众清楚地理解和认知。对此，中国 法家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就法律的公开性、明晰性来讲，法家的意见与之并无二致。 《管子》“法法”篇的论述至为明白：“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 。”“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 制、不死节。”“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商君书》从建立一种稳定的统 治秩序出发，主张法律公开以便让天下所有的官吏和民众都能明确地知晓。“故夫知者 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法……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定分》)。这样一来， “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如果“法令明白易知”，则“万民皆知 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所以，它主张，“主法令之吏，有迁徙物故，辄使学 读令所谓，未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知所谓，不中程式为法令以罪之”。这里的程式就 是公开的成文法，悬布于公共场所，明书年月日时，条文清晰易懂，“名正愚智，遍能 知之”，民众就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注：《商君书》，《定分》。《韩非子 》也以书作比，强调法律规范明确易懂的重要性：“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 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八说》)。)关于法家对法律规范的一般性 原则的看法，将在以后的问题中议论，不再赘述。
“法律应当是相对稳定的”。就是说，法律规则一经制定就应在相当的时期内加以适 用，如果法律变动过于频繁，人们对法律的了解就变得困难，而且也不能在法律的指导 下作长远的打算。当然，因事变而法变也是法律相对稳定性的应有之意。在“定”与“ 变”的问题上，由于法家正处在革故鼎新的历史时代又加之儒家的“礼”的挑战，(注 ：对儒家的“礼”，法家多有偏颇之论。如《韩非子》说孔子，“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 岁之前”，“非愚则诬”(《显学》)。事实上，孔子谓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灾及其身( 《论语·中庸》)，是孔子未必不同情于因时立制之主张。孔子又谓三代之礼，损益可 知(《论语·为政》)，是孔子非不知制度之当变。)他们主“变”胜于主“定”。即便 如此，法家对法本身的稳定性还是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管子》的“法法”篇说：“号 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迁之，
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 ，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 数也。”这是从反面说明法律朝令夕改的危害性。《韩非子》则从正面论述了保持法律 稳定的重要性：“饬令，则法不迁；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 饬令》)。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律规则的“时间性”则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法家 的思想里，法律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就不可能一成不变，就像社会关系不 可能固定不变一样。这就要求，法律除消极地完成维护秩序的任务以外，还要实现积极 的进步机能。在“时间性”的概念里，法律的客观性及其价值都是以历史的经验事实为 基础。一切行为的准则也都以“时间”为依归，决没有不可变的法律规则。规则的客观 性并不表示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价值，所展现的仅仅是不受人类恣意所左右而已。( 注：《商君书》“开塞”篇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 。”《慎子》则以历史进化为根据，强调法律因时制宜的重要性：“虑戏、神农教而不 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三王随时制法，各适其用”(《逸文》)。《韩非子》 则将“时间”分拆为历史的三段，认为，“上古竞于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五蠹》)，即每一个时代都有立国原则和治世的原则。)这是法家与形式主义法治 概念有所出入的地方。
“特别法必须根据一般性的、公开的普遍和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定。”或者说，一般性 规则设定了这样一个架构：它应对特别法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期性给予限制。而这个架构 可通过两类一般规则来创建，一类规则授予必要的权力以制作特定规则，另一类规则就 被授权者如何行使权力规定若干义务。[3](215-216)从严格意义上说，法家虽然对一个 “普遍的、一般性规则”的法律概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但它并未对“一般性的法”和 “特别法”进行区分。而能与之相通融的是“律”、“令”、“刑”等概念。《管子》 说：“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七臣七主》)。“制断五刑各当 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第》)。在《韩非子》这部著作中，它也把具有 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法与“律”、“令”、“刑”概念进行了区分(“定法”篇)。正如上 面所论及的，在法家“本道行法”或“因道全法”的理论架构里，法根植于自然之中， 法的规则直接来源于自然法则，是对自然秩序的模仿，就像绳墨、尺寸、规矩等自然法 则那样自然而然。所以，法必然具有一般、普遍的性能，可以使用于不同的人群和不同 的行为，就像多数器物都可以用尺寸丈量一样。对“自然”而言，法既是自然秩序的派 生物又能对自然秩序发生某种作用；对人而言，法既是一套抽象的规则体系，又是一种 具体的行为模型。萧公权先生认为，在《管子》中，“法”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概念是指 一切政治制度的总称。而“律”、“令”和“刑”等概念可以包括在法的概念内。[11] 就是说，虽然中国的法家对一般性的法和特别法这样的分类并不感兴趣，但它仍有“规 范层次”的思想。《管子》的“君臣”篇上说，“君依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 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教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韩非子》的“ 制分”篇则说得更清楚：“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 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有持以异为分，不可谓分。至于察君之分，独分也，是以其 民重法而畏禁，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故曰：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就是说，作为“ 刑”、“赏”这样的“特别法”必须以法(度)为标准并接受其指导。这样一来，君主统 治下的民众就会尊重法度而不敢触犯禁令，国家也就相安无事了。如果法家的“法”能 够作“制度总称”来理解的话，那么“法”为“律”、“令”、“刑”等类似于“特别 法”的制定和运用提供指导也是应有之意。然而，在很多情形下，法家的法、律、令和 刑的概念以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混乱不清的，不能无条件地把这些概念当作特别法的概 念加以使用。而且，由于君主主义目标的存在，法家也不可能对创制一般性法律和制作 特别法的主体进行严格区分，君王虽应“依法而出令”，但在理论上，除了君主以外， 任何创制法律、法令的行为在法家看来都是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