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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还从历史的经验出发，阐发“法律之治”的重要性：“世之为治者多释法 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任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 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为用，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私议，皆不 类者也。是故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赏 诛之法不失其议，故民不争”(《修权》)。
《韩非子》亦云：“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 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是 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问辩》)。法家不仅观察到一个有秩序的国家应 “由法律统治”，而且也注意到统治者在“服从法律”中的极端重要性。所以，《管子 》的“任法”篇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为大治。”要指出的是，法家强调“ 君臣皆从法”与西方普世主义提出的“服从法律”的理由是不同的。在法家的思想逻辑 里，不可能一方面主张法出于君，另一方面又对保证君服从法律进行某些限制性的技术 设计。事实上，法家对“君臣皆从法”的命题很少作实证性的思考，而更多的时候是躲 在君主主义的目标里“偷懒”，因为对君主权力的法律限制作任何一种技术上的考量都 可能对法家所诉求的君主主义造成威胁。法家就像英国的莫尔在辞去大法官后忠告克伦 威尔的那样：“在您向主上献言时，尽管说明他应当怎样做，可千万别说他能够怎么做 。……因为一头狮子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力量，就谁也无法管住他了。”[9]法家不具有 这样的思想：“国王本人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因为法造就 了国王。因此，就让国王将法所赐予他的东西——统治和权力——再归还给法，因为在 由意志而不是由法行使统治的地方没有国王。”[10]法家强调“君臣皆从法”更多是从 “以身作则”的君王所具有的示范效应的儒家理念出发的，很显然，君王若不遵行自己 的法律，可能就是一个好的统治秩序变坏的开始，因为他带了一个坏头。(注：正像《 韩非子》所劝告的那样：“人主离法失人，则危于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盗跖之 耳也”(《守道》)。)“法律高于国王”的范式不大适用于中国的法家。但无论出于何 种理由，“统治者守法”——作为法治概念的要素——是法家的一个重要思想。
对“法律应当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的观点法家也能提供重要的支持。法律要做到“ 指引行为”，它必须满足一些条件。下列条件在法家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因道全法”。法家的“道”不是道家和儒家意义上的道德性的形上概念，而 是形下的物质性概念，是法必须遵守的自然的法则或规则。《管子》遵循本于“道”而 行于“法”的原则，为法寻找“物质性”的根源。《管子》的“七法”篇记：“根天地 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 ，谓之则。”“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朝夕于运钧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
“则”之于人即人之本性中的好恶，它是法律必须遵守的，否则，法律就会失去指引 人们行为的能力。对此，《形势解》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 止也，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 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商君书》则认为，因为圣人通晓必然 之理，所以其法令以必然之理为根据，这样的法令则是合乎时势的、必定的、需要的， 所以实行起来必然有很好的效果。(注：“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 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商君书·画策 》)。)《韩非子》则把《管子》的“本道行法”思想发挥到极致并在哲学上提出了“因 道全法”的命题：“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 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本，故使人无离法之 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故天下少不可”(《大体》)。(注：《韩非子》还说：“不 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 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大体》)。)
法家的“因道全法”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这一思想集中说明了“法”所 具有的本原性和普遍性。“法”是一套人为的普遍性规则，它起源于对自然规律性和秩 序的模仿，并通过人类行为的普遍化又具有对自然规律进行扩充的价值和效用。西方传 统把自然科学解释为在世界中普遍起作用的力量，而中国的法家仅仅承认自然的自发和 谐，坚信通过人的努力——“因道全法”，人和自然可以达到一致，从而丰富自然和人 本身。而且，在法家看来，存在于自然中的和谐远不是由某些抽象的“自然法则”先定 的，而是构成存在过程的那些内在的相关要素的综合的、开放性的成果。
第二，“毋强不能”。就是说，法律要真正对人的行为具有引导的作用，必须考虑到 人的能力限度，不能规定人的能力达不到的事情。《管子》的“形势解”是这样解释的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 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 “故曰：毋强不能。”
第三，适中守正。《管子》告戒说，“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 ”(《法法》)。“正世”篇则进一步对之作了阐释：“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 民迫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注： 《管子》告戒说，为了使法律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立法者还要充分注意到不同的水土 对人之性情的影响：“齐之水道燥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轻 果而贼。越之水重浊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 ，罔而好事。齐晋只水枯旱而运，沉滞而杂，故齐民阿谀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 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憨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 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明法》)。 )
从严格意义上讲，后两者是对前者——“因道全法”的命题所作的进一步解释。在中 国的法家看来，无论是人的能力还是性情都与自然存在着某种联系，因此，作为人类创 造物的法律必须时刻注意到这种联系，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一致才会对人的行为具有普遍 性的指导意义。反过来讲，“违道”也就不可能“全法”。“违道”的法律就像忤逆之 人的行为无法提供“孝”的示范一样。那么，中国法家对形式主义法治概念的八项具体 原则又持有何种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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