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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益与感情因素
上文是从决策者的外在行为来讨论行政过程的公正，这里我们从决策者和案件的关系来讨论决定资格问题。这类问题一般仅涉及到个案裁决。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是“无人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但如果案件的结果和审判官自己的利益发生关系——可以是直接与可见的金钱利益，也可以是诸如人情这类间接与不可见的利益，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审判官就做了自己的法官。根据理性选择理论，我们期望审判官这时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来判案；换言之，如果让这样的人判案，就很可能会产生法律所不容许的“偏向”。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当事人有权获得“没有偏向的审判官”（unbiased tribunal）的决定。因此，正当程序要求剥夺具有偏向的审判官的审判资格。
但如上所述，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又必须对行政官员赋予充分的信任。根据一般规则，法官假定行政官员的诚实与正直，不轻易怀疑官员的职业道德，也不要求绝对的没有偏向。在1994年的一个案例中，[23] 联邦第九巡回区法院指出，原告必须证明审判官“具有实际偏向的不可接受的可能性”，才能剥夺后者的资格；仅仅假想潜在的偏向是不够的。法院通常要求证明官员个人对决定结果有利害关系。如果没有直接证据，法院必须假定行政官员的公正。在1982年的一个案例中，[24] 审查医疗保险的主审官曾受雇于一家保险公司。对方宣称他可能会偏向保险公司，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最高法院并不认为能从主审官的雇佣经历中发现隐含偏向。在1991年的一个案例中，[25] 联邦第六巡回区上诉法院指出：“任何针对决策者所宣称的偏向都必须从记录中显而易见，而不能基于猜测或推断。”
一旦案件和审判者自己的利益发生纠葛，如果能证明审判者对决定结果确实存在利益纠葛，那么他将被假定不能公正审判，即使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在实际上会不带有偏向。在1995年的一个案例中，[26] 联邦第九巡回区指出：“裁判者对诉讼结果的金钱或个人利益可能产生侵犯正当程序的偏向之外表，即使没有证明任何实际偏向”；另一方面，“假想的猜测或得失是不够的。”
另一类可能导致偏向的因素是审判官的感情因素。这类情况多半发生在审判官被作为激烈批评与攻击对象的案件中。法院判例一般要求，只有证明个人攻击超过了一般的敌对态度或在先前诉讼中表达敌对立场，从而产生了“不可接受的偏向风险”，有关行政官员才失去了中立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的正常职务行为——例如积极参与听证或对证据的价值或当事人诉讼的是非进行评论，并不能被认为是构成偏向的证据。在1990年的案例中，[27] 联邦第一巡回区法院认为“听证官对律师令人恼火的态度作出反应不仅有理，而且完全适当。”如果审判官对当事人作出了不利决定，而在其它案例中曾作出不同判决，也并未必能说明审判官已经形成在事实上违法的成见。然而，正当程序禁止官员带着“惩罚性心理”作出决定，例如拖延许可证、阻碍就业或区别对待。在1986年的案例中，[28] 职业审判官在一起行政纠纷中判决私人胜诉，后来便被直接参与起诉的官员所取代。联邦第六巡回区法院判决这种做法违反了正当程序：“当提名审判官的人选在过程结束前因作出使提名者不高兴的决定而被撤换，公正就无从保证。”[29]
一般地，审判官和当事人的政见不合并不足以证明审判偏向。在1992年的一个案例中，[30] 众议院委员会的分委会主席致信农业部长，对有关新实施的农业政策受到滥用的新闻报导表示关注，其中包括被告的某些指责，并要求农业部长仔细审查这件事情。被告认为由农业部长来决定涉及到自己的争议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但联邦第五巡回区法院认为，要取消官员的资格，当事人一般需要证明官员具有实际偏向，即个案裁决是否包括客观因素以表明官员确实具有偏向。潜在的政治动机或决策者的政治倾向并不足以证明违法影响或个人偏向，哪怕决策者是争议当事人的政敌。
有人曾认为，既然绝大多数委员会集调查、听证与复议于一身，行政裁决一般会偏向原告。以联邦贸委会为例，如果机构判决被告胜诉，可能会使人怀疑当初起诉本身是不是合理判断，并打击负责起诉的工作人员的积极性。[31] 但波斯纳法官对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NLRB）的研究却表明，这似乎并不是事实。[32] 在1942年以前，劳动关系委员会的所有起诉都要求委员会的批准，而在1942-1947年间，起诉主要由委员会的地方负责人签发。1947年以后，总统任命委员会的首席律师独立决定起诉。假定联邦法院是中立的，如果委员会对自己发起的起诉可能有偏向，那么这将导致错误判决的增加，并将被联邦法院撤消。但在这3个阶段的撤消率却并没有反映出在统计上显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的区别，因而并不能得出行政机构的起诉行为本身将导致决定的偏向。
（二）制规过程中的行政中立
对于制规过程，偏向与偏袒问题同样存在，但它们的威胁和危害不如在裁决过程中那么严重。[33]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行政机构不应在信息收集过程之前结束决定。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34] 联邦上诉法院指出：“只有在决策者的行为导致了他已经事先决定案件的结论时，才要求回避。”但和裁决所要求的“没有利害关系的观察者”不同，[35] 制规的主要标准是决策者在制规之前没有“不可改变的封闭思维”。
在1980年的“儿童广告案”，[36] 联邦贸委会主席（Mike Pertschuk）向其它机构的负责人发送备忘录，扬言要向那些针对儿童的电视广告发动“根本攻击”。他在向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信息共享”的信件中指出：“从对儿童做广告的不公中产生的罪恶之一，就是导致儿童对营养价值的感性认识以及观念的扭曲……对儿童做广告必然是不公正的。”联邦上诉法院的谈姆法官（J. Tamm）指出，由于立法事实比个案中的具体事实更难准确估量，决策者需要参与争论，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偏向。但这是政策形成的必然过程。听证主持人可以在考虑当事人的阐述后，形成或改变自己的主见，而这些都不构成违法偏向。“只有当清楚并有说服力地证明行政机构的成员对诉讼所处理的关键事务形成了不可改变的封闭思维”，[37] 才能判决行政官员违反了公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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