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作者的尊重，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看到陈检察官的答复，觉得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次的提问过于简单，可能并没有说清楚，那我就不客气地再次设问，请陈检察官思考。
第一， 作为学理讨论，本案证据不是问题并不代表“婚内强奸”案件的证据没有问
题，因此，希望作者不要回避这个仍然是问题的问题。一般而言，正常情况下的性生活都具有私密性，除了妻子本身的证言，根本难以提取其他证据。所谓伤痕、传来证据没有可信性。例如，性活动本身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异性，即便从本案来看，检察官如果引入特异性行为的要素，就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证据链。如过本案中的丈夫以性虐待行为（包括自愿、不自愿、半自愿）抗辩，那么，一切证据（伤势病历,医学检验结论,伤势照片,证人证言(传来证据)等）都没有任何证明力，能够使法官获得确信的唯一证据只有妻子的证言，相应地，妻子和丈夫的证人证言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该具有相同的证明力，那么，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证据证明了矛盾的事实。妻子证明是强迫性行为，而丈夫证明是异常性行为，请问，监察官该如何证明罪名成立呢？
第二， 所谓妻子后悔，不是指的所谓检察院的“事后”行为，而是指，假设在事中，已经进入公诉、甚至审判阶段，妻子后悔，公诉机关、审判机关该如何处理这一诉讼？强奸罪毫无疑问是公诉罪，而在事后、事中妻子后悔的情况下，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依据何在？如果已经判刑，在服刑期间，妻子如果后悔，要求撤诉，表示不予以追求，那么，对于丈夫的刑事责任是比照普通嫌疑人（不能私了，必须公诉并予以审判），还是私了呢？如果私了，
刑法的权威何在？公诉机关的法定程序的有效性何在？作为特殊的所谓“婚内强奸”，显然不是指作者列举的几类，因为，作为
刑法是否成罪的问题，是很简单的，那就是不分情况，只问要件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减、缓、免的条件，但与罪名无关（因而也与是否提起公诉并予以审判无关，也就是所谓的法不容情），因此，我的问题是，假设丈夫（合法婚姻存续期间的丈夫，无所谓离婚、分居、感情破裂等情况），违背妻子（合法妻子，无离婚、分居、感情破裂）意志，强迫妻子发生性关系，或者违背妻子意愿，以妻子不同意的方式发生性关系（即对性关系本身妻子无疑义，而对性行为方式有不同意愿）的情况下，因此次性行为而导致了所谓的“感情破裂”，自诉，是否能定罪？或者如果有类似本案的所谓证人证言告知公诉机关，例如岳父岳母，儿女等最可能得知情况的人告知，检察机关是否要提起公诉？
简单讲，根据作者的观点：“只有婚内的性行为是合法的，但推不出凡是婚内的性行为都是合法的，对婚内性行为的考察只注重“婚内”而忽视“自愿”、只注重法理而忽视法条是不全面的，对婚姻关系不区分具体情况而一概冠之以“合法正当”是不科学的观点”，作为公诉机关，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如何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以情况来定理论，以情理来定法理，恐怕是无法解决所谓“婚内强奸”问题的。强奸就是强奸，不是强奸就不是强奸，如果将所谓“婚内强奸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虽与普通强奸犯罪有所区别，一般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作为学理认识，那我们是否还可以将其他犯罪也根据“与普通某罪”有所区别实际情况来确定为“一般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