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物权法的起草，巩先生对记者说：“应该在三五年以后，这些起草的人把基本政治理论搞清楚以后再说，而且，应该先定总则，在总则的框架下来制订《物权法》”。哇塞，看来，在巩先生眼里，起草物权法的人除了具备民法理论之外，还要“把政治理论搞清楚”，这显然给起草人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但我担心的是，假如这些研究民商法的学者要是不能把政治理论搞清楚的话，那么，中国民事立法是不是要搁置不管？如果这些起草人学了“三五年”的政治理论，学来的都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违宪的政治理论呢？显然，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搞清楚政治理论”的问题，我土生阿耿认为，这是打着“
宪法”旗帜对不同部门法学者群体表达出来的一种敌意，是穿着“社会主义”外衣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进程的恶意阻挠，是吹着“党员、公民、教授”的大号对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在起草物权法时“漏邀”了那些自认为懂“
宪法”、懂“法理”、懂“政治理论”的学者这一“失误”表达出来的一种不满情绪，本质上是一次“反法”运动。并且最让人心痛的是，在教唆全国人大常委会把物权法扼杀在胎腹之后，竟然还幸灾乐祸地说“我知道这是我的意见起作用了”，呜呼哀哉！
“两田”中的另一“田”在接受采访时，首先表明“欢迎大家提意见”，认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是要对所有合法财产，不管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的财产，都要进行平等的、‘一体化’的保护。基于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我们在《物权法》中没有写进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文，一是我们认为，对于国家财产的保护，《
宪法》已经做了明确规定，《物权法》只是一个部门法，没有必要去重复《
宪法》的规定，二是考虑到，如果我们把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单独写进《物权法》的话，就有可能引起误解——我们在国家、集体与公民财产之间划了一个等级，国家财产第一位，集体财产第二位，公民个人财产最末位，保护就不平等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使得一些国家机关打着国家、集体利益的招牌，任意地非法地侵犯公民个人财产权。这就涉及到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农民承包权、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等等，这些重大问题如果不通过《物权法》的规定来加以保护的话，那么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无法巩固的。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没有去重复”。这应该是再简单不过的起码常识了，可是为何有人一定要抓住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不放呢？先不谈“神圣不可侵犯”提法之合理性，即便认可这一法律文本表述，那么，
宪法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作为子法的民法下面的分支部门法物权法有必要再重复吗？就像公司在制定自己的章程时，把《
公司法》明确规定下来的条款再重复搬到公司章程，则有重复和冗赘之嫌。如果把物权法比喻为“蛇”，再去把
宪法已经规定的一些条款或者表述搬进来，就等于给这条“蛇”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脚”。在号称不能“违宪”的人眼里，这一“添加”或许会让这条“蛇”更美，但在只要稍微懂点
宪法要义和民事立法原理的人眼里，这却是纯粹多余！事实上，一国的子法立法，只要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确立遵守
宪法，在具体立法操作中不违背
宪法精神即可，根本没有必要照抄
宪法条款，更没必要搬运
宪法文本表述。如果以不搬运
宪法条款为由来无理指责“违宪”，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在当代意识形态领域，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