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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告别鲁迅才能尊重事实。
张耀杰先生曾经指出，鲁迅先生有时候为了说得痛快，是不顾事实的。那么，反对告别鲁迅的肖先生有没有这种毛病呢？恐怕也有一些，恐怕还不少。远的不说，就说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吧，至少有三个事实方面的问题。
其一，中共中央党校的张恒山先生并不像肖先生想象的那样低下，《论分权的理由及其反驳》这篇文章可以证明这一点。张先生的文章批评了某些党内理论家反对分权的各种说辞，实际上也间接批评了自己的政治领袖们的意见。张先生所在的葩醍，其最高领导层几十年来一直是反对分权、主张集权的。他所在学校的历任校长，除了耀邦先生以外，其他诸位也是竭力反对分权的。当然，他没有在文章中将周叶中、许崇德、何新等人的大名点出来，也没有注明那些说辞的出处，使文章的分量显得不足，这当然是一件遗憾的事。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是难能可贵的，至少不应当将它列入丢人现眼的行列。鄙人这样说，没有任何个人功利的考量，就像肖先生维护贺卫方先生不是出于个人功利的考量一样；刘大生不认识张恒山先生，就像肖先生不认识贺卫方先生一样。尽管每个人都追求功利，但不一定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追求功利。因此，请求肖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能来个“以己度人”。从实际方面看，无论是张先生还是贺先生都帮不了刘大生、肖夏林的忙，想帮也帮不了，因为他们的葩醍不会同意。
其二，《中外法学》是一份不错的学术刊物，但是并不像肖先生想象的那样好，也有许多毛病、甚至是严重的毛病。
比如，2005年的《中外法学》发表的徐国栋先生的漫谈魁北克“民法”典的文章，题目叫做什么《＜魁北克民法典＞的世界》，居然有这样的说法：“15世纪，印第安人从西伯利亚通过白令陆桥移居阿拉斯加，过来的这些移民就是现在的印第安人。”（第257页）这段话至少有以下四个问题：第一，“15世纪”是明显的硬伤；第二，“印第安人从西伯利亚通过白令陆桥”说不通，应当改为“殷商人（或者一些亚洲人，或者一些西伯尼亚人）通过白令陆桥”；第三，“这些移民就是现在的印第安人”也说不通，应当改为“这些移民的后代就是印第安人”；第四，作为非历史类的论文考证印第安人的起源其实没有必要。
又如，也是2005年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艾佳慧同学，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引用了王朔先生的一句话，在注脚中，居然说是“转引自苏力《送法下乡》”。（第687页）如果住在穷乡僻壤或者深山老林之中，转引一下非常无可厚非。而作为身在北大的博士生，文章中搞“转引”就不够意思了。请问，偌大的北大图书馆就找不到王朔的原著吗？难道就不能向导师朱苏力先生借阅一下吗？万一王朔先生没说过那句“我想我应该老实一点”的话，转引者情何以堪？编辑者情何以堪？更重要的是，王朔先生那句话无论是对于朱苏力先生的专著还是对于艾佳慧同学的论文，都没有价值。朱苏力先生是为了引用而引用，艾佳慧同学则是为了讨好朱苏力先生而引用。如果艾佳慧同学真的想老实一点，并且很想表达一下自己警告自己的意思，就应当说“我想起了小学老师的教导：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而根本不需要搞什么所谓的学术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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