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责任书与其说是假契约，倒不如说是“军令状”。只有具状人自己是唯一的义务人。而且，“强加于”其身的要么是法定义务的重申，要么是出状人所谓自由裁量权的随意发挥。不是废话，就是胡话。慑于行政机关的强大和不可侵犯，任何所谓的契约都只能是有名无实，恰如鼠猫共舞一样。行政机关必然成为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实际予夺者，从而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相对人则对如此惯常的“官民关系”早已麻木不仁了。只有某些学者才会称之为“契约”。
所谓的行政契约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是假象的、臆造的。只有沿着这个错误的方向前进，才会遇到纠纷的救济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该文作者处心积虑的救济制度设计也只能是枉费心机。
不期望能够最终得到强制执行的契约不是真契约，不具契约价值。充其量只能算是君子协定，如果遇到小人，倒不如称为“开玩笑”、“逗你玩”更恰当。用市场机制替代官僚体制来解决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无疑是“天才的设想”，需要充分的说理论证，该文作者并没有展示。
该文云：“执法责任制的推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组织法不健全造成的。”一语道破天机！无他，唯无出路而。“饥不择食，慌不择路。”责任制实在是某些长官的情急之策。是对不完善体制的一种非制度化解决之道。组织（特别是公法组织）内部的管理体制是该“法光普照”的时候了。我们历来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在官与家之间似乎有一道天然的屏障。组织（特别是公法组织）内部的问题显然不限于私事，即使是纯粹的私事，其纠纷解决也当然不排斥公力救济。家庭能够圆满解决家务事最好不过，解决不了呢，“官府”的介入就成为必然。当然，可以尊重家庭解决顺序优先的原则。遗憾的是，“官府”手中尚无裁断纠纷的法律依据。“官府”对家事的解决也只好在无序的状态下听之任之，放手不管。
以该文引用的“盗抢三车责任书”为例。其中的罚款规定，若按公法论，公然违背处罚法定原则，当然无效；若按私法论，根本没有合意，纯属霸王条款，亦当然无效。面对这样一个狗屁不通的责任书，居然还要为它设计纠纷解决之道。傻子固然是傻子，聪明也就如此聪明？
行政机关的行为内外有别无疑是科学、合理的。所谓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受
行政诉讼法的调整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内部行政行为根本就不是行政行为。但这并不能成为其逃避其他方式司法审查的保护伞。这是一种全新的司法审查方式，与行政诉讼截然区分，专门解决组织内部（包括公法组织和私法组织）的管理纠纷。而不应象该文作者所设想的把组织内部的纠纷区分为可诉与不可诉，将可诉的部分纳入到行政诉讼的范围之中。这就是我们之间质的差异。
的确，行政契约是运用丰富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杰作”。“骡子现象”表明，马和驴可以联手缔造高大、强健的合作产物，但其前提是——同门同科。关于这一点，敬请诸君切莫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