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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作的研究有多种进路(徐昕，2005：第4章)，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合作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规则的保证，包括惩罚和奖励规则。但惩罚比奖励更深刻，是合作的关键。影响合作实现——即影响师生间围绕规训的博弈的均衡路径——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学生不听教诲、违反纪律的预期成本，主要指可能因此受到的惩罚；二是惩罚的可置信度。
首先，对学生的教育目标要有效地实现，应当以惩罚作为威慑，惩罚构成学生不听教诲、违反纪律的预期成本；若无惩罚，则相对于社会期望的未成年人行为而言就会出现威慑不足，而难以实现合作。威慑理论有助于解释这些现象。
第二，学生不听教诲、违反纪律的预期成本不仅与惩罚的严厉度相关，还取决于惩罚的可置信度，即与惩罚能否有效执行相关。这点涉及许多方面，例如：(1)学生不听教诲、违反纪律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2)围绕体罚实施所形成的信息结构，如学生对禁止体罚的法律、老师的教育方法、行为习惯、实施体罚的决心等方面的了解。[23]若学生清楚，国家将严格执行有关禁止体罚的法律，老师不敢体罚，即惩罚不可置信，则学生更可能选择不合作，美国、加拿大等现代西方国家容易出现这种情形。而在家长权盛行的古代，家长和族长的惩罚显然是可置信的。(3)信息检验及其成本。惩罚要令人置信，通常须适时适当进行检验，而不仅仅是一种威胁。而一旦进行信息检验，学生将会受体罚，即付出一定的成本。如果学生预期这一成本偏高，则可能会听从教诲。
七、文化解释
体罚为什么禁而不止，无疑有文化方面的因素。我们周围许多人不仅自身曾经历过体罚，也基本上能接受和理解家长对子女、老师对学生的轻微体罚，“不打不成气”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中。[24]
在东方国家，家长对子女、老师对学生一定限度的惩罚权可视为一种延续着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2002年6月26日公布一项名为“学校生活规定预示案”的方案，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允许教师在规定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体罚(徐志坚，2002)。中国古代家长对子女有惩罚权，管教致死如非故意亦可免责。族长有权施行家法，甚至可裁判族人死刑：“族长实无异于奉行宗族法律(家法)的法官，为族法的执行者……有时族长甚至下令将犯过的族人处死……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瞿同祖，1998：25-27)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承认宗族法规：一是已为宗族家法惩处者，国家一般不再惩处；二是官府可直接引用犯者所属家规族法作为处罚依据；三是官府直接授权将犯者责付家族惩处；四是官府直接批复宣布其家族制定的家法有效(田成有，1996)。《大清律例》载：“子孙违反教令”，祖父母、父母有惩治卑幼之权，直至处死，父母亦可以“不孝”罪名将子女送官。“卑幼私擅用财”，受苔、仗刑。卑幼对尊长不得行使自卫权。近代以来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衰落，但至解放前还有家族对犯规子女执行死刑。
现代社会倡导父母子女、老师学生平等，但家长拥有监护和管教权，老师对学生也有一定的监护和管教权。当然，对此不同文化相差甚远。例如，北欧各国皆有禁止父母体罚的立法；加拿大的华裔常因文化不同而不知如何管教子女，想打子女又怕犯罪。[25]在中国，父母对子女施以轻微责打，教师令学生罚站或放学后留校反思，并不构成刑讯逼供或非法拘禁，此种处罚使用的强力在合理范围内，属合理的私人执法。[26]当然，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执法手段若超出相当性，会构成私刑，为法律所禁止。但即便在西方国家，还是有部分人主张对未成年人严加管教，如2004年1月30日加拿大最高法院有关体罚法的判决，就允许家长在管教子女时进行适度的体罚。
在我国，只要老师的体罚适度、有理，绝大多数学生可以承受。学生在受体罚后的心理状态，大多选择“无奈”(32.8%)；选择“无所谓，他罚他的，我做我的”13.8%；20.7%的人完全认可老师的体罚，认为“罚的对，下次不敢”；只有9.5%的学生选择“仇恨，要找机会报复他”。[27]与“无奈”的心理状态相应，学生在受体罚后多保持沉默(43.1%)。[28]社会对老师的体罚总体上持理解态度。以家长而言，对罚作业、罚站、放学后留在学校反思等轻微体罚，家长基本上没有异议，并认为老师严格规训有助于学生进步。学校也认为严格要求学生的教师是对学生、家长及社会的负责，是优秀教师的必要条件。问卷调查显示，即便老师体罚造成学生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定伤害，父母知道后的反应也有近六成采取默认态度，其中“支持老师体罚，认为起到了教育作用”和“反对老师体罚，但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比例为54.3%，“赞成体罚，并对你所犯错误再次体罚”的比例为4.3%，“到学校讨说法”的只有28.4%(表六)。而且，即便不认可老师实行体罚的家长，自已也很可能会对子女严加管教——也许这些人希望把对孩子的体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八、体罚的正当性及其限度
(一)体罚的正当性
体罚为什么禁而不止，还因其一定情形下具有正当性。[29]体罚的正当性可作多种解释，例如，自然法说，之所以正当是因自然权利；法益衡量说，体罚保护更重要的法益时可视为正当。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利益的平衡问题。体罚涉及法益的冲突与衡平。所谓法益，指法所保护、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张明楷，2000：167)。为救助价值大的法益，允许牺牲价值小的法益，即法益衡量。一方面，体罚侵害了未成年人的法益。另一方面，完全放弃体罚(的威慑)，很可能抑制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会纵容未成年人荒费学业，有损未成年人的长远利益，妨碍国家提高公民素质的目标，且不守纪律的年轻人还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有损于公共利益。为其眼前利益抑或长远利益？站在未成年人的视角抑或国家的角度？这些冲突的协调是国家政策的取向问题，也体现为老师/家长与国家的博弈。国家一方面对体罚进行法律规制和道义谴责，禁止体罚学生，规定违反规则将施加法律制裁；另一方面也要求未成年人遵守规训，成为人才。而各方都不太乐意听从告诫：老师和家长在未成年人不“听话”时照样体罚，未成年人也往往会把师长的规训当成“耳边风”。国家就这样试图在皆为其子民的两组人之间寻求法益平衡，综合考虑各方利益，恰当的平衡才符合社会公益和集体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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