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司法决策没有可预期性，你不知道法官会怎么样判决案件。打官司之前要是不送礼、不请客，那简直是提心吊胆的。这当然跟腐败也有关系，但我觉得跟法律教育的不统一，根本没有一个主导模式也有关。
《大学周刊》：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招不招本科生，而是法律教育的模式问题？
贺卫方：是的。我们没有一种统一的、平衡的、走到哪个法学院都差不多的一个教育模式。在美国，所有的律师、法官们几乎都是本科后进入法学院，读个JD（法律博士），再去做律师，多年律师或检察官之后再做法官。德国、法国、英国也都是很平衡的。
现在国内的大学法律教育是一个极度混乱的时期，全国有五百所以上的法律教育机构、法律院系。像林业大学、农业大学、航空航天大学……什么地方都有法律系或法学院，三五个教师就可以招生，没有任何控制。法律硕士已经设立十年，可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培养，可法学硕士还在扩招。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现在的法律教育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危机的状态，马上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教育体制本身的混乱，培养出来的人可能会败坏法治本身的声誉；另一方面，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大学周刊》：除了教育模式，大学法律教育还存在什么问题？
贺卫方：我们的传统是，本科非常重要，招少量的研究生是为了将来培养学术人才的。许多人高中毕业读四年法律，本科毕业就去做法官、检察官、律师。而美国的法律教育模式，学生年龄比较大，毕业平均是二十七八岁，再上法学院；很多人都经历过婚姻，所以对
婚姻法的理解不会太幼稚；对国家、对政治、对社会、对经济，都带有一定的认识，很多人有经济学博士背景、人类学博士背景，大学法学院的课堂也成为多种知识交流的地方，推动了法学知识和法学理论的发展。
我们的学生年龄比较小，本科生都是十八九岁，没有多少人生历练，而且，本科四年还存在着教育方面知识的冲突——如何既成为一个专业人士，同时又成为一个博雅之士、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个人精神气质上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这两者有所冲突。
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课程，根本就是干巴巴的教条，占的比例很大，整天挤压我们本来应该用于美好的东西、专业化的东西的时间。
《大学周刊》：需要做什么来改变这种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