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研究生这个阶段，主要还是为了培养学术人，将来在大学当教师，在研究机构当研究人员。学习者就要慢慢地开始缩小领域，研究生入学考试应该考察考生在特定领域中的积累，至少要有这种爱好，比如我招法律史专业的硕士生，考生至少要有一种对法律史的热爱，对历史本身的热爱。我应当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来观察、测试他在个领域的积累和爱好，这才能真正选择我喜欢的一个可塑之材，加以培养。
　　到博士阶段，就更需要专业，其实所谓的博士恰好是窄士、专士，关注比较窄的领域。好的博士，在他的研究中，能显示出他更年轻时候、更宽广的积累，并利用这种积累来深化对一个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因此，博士培养一定要专，一定要有足够的专业化，这才能够使我们对世界、对知识的认识得到深化，而不是停留在某种大路化的、宽泛的培养模式。
　　《大学周刊》：您和美国的薛涌先生，曾就此问题有所争论。
　　贺卫方：薛涌先生说我太过追求一种很窄的一个方面的考察，实际上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的最窄的方面恰好能够容纳一个最宽的知识纬度。一门专业课卷子，比如专门考法律史，反而能够显示出这个人在狭窄的法律学科之外的积累，像对希腊历史、对罗马历史的理解，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解。但现在的入学考试制度，像北大法学院法学硕士入学考试，两张综合卷涵盖十三门核心课，似乎很宽，但实际是窄了，因为它仅限于法学，而对于历史、文化等更广泛的知识领域则无暇顾及。由于课程太多，学生们对着教科书不断背诵，背得好的就能够考上，背得不好的就考不上。我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我，靠背功是不行的。如果按照现在的考试模式，我估计我也考不上法学的研究生。
　　法学教育缺乏统一模式
　　《大学周刊》：在您和薛涌先生的论战中，争锋比较多的就是法学教育的问题，他提出法学专业不要招本科生。您对法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怎么看？
　　贺卫方：中国法学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法学教育的主导模式。对于这个国家将来要做律师、法官、检察官的人，他们应该受到一个统一模式的教育、统一的训练，而不是过分的多样化。而我们现在什么都有，高到博士后，低到职业高中，都在学法律，中间还有大专、专升本。硕士生里有法律硕士，有法学硕士……不学法律的人可能都给搞懵了。
　　在我看来，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本身需要独立性和统一性，而这要求当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人，每个人应该分享同样一套知识、分享同样一套法律制度，接受同样一套教育，仿佛是把一个法律大辞典镶嵌在头脑之中，把他们的头脑格式化。全国各地出身不同大学的那些法官，对这些概念有一个统一平衡的理解，对同样的案件就能够做出同样的处理。如果违反了这种知识，他会感到非常难受，会被同行揭露。只有这样，他们做出的判决书、做出的裁量才会有一致性、共同性和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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