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看我们大学的管理模式，与其说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所官衙——由层层官僚统治的衙门。我们的校长是分级别的，有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校长，有享受正局级的校长。
　　名为校长，却在校政方面无从做主。在对外交往中，外国人总是对此感到很困惑。更不必说，整个学校管理制度背后存在的党政协调问题。有很多中国的大学最后衰落了，是与校长和党委书记之间打架有关——连续几届校长和书记不合。这样一种管理模式，是一所大学吗？这不是一所大学，是一个官衙。
　　《大学周刊》：在这种大学管理制度下教师的地位又如何？
　　贺卫方：我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曾经宣布暂停招收研究生。其中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在目前的研究生考试设计和管理制度上，教师本身是边缘化的。我们被召集起来，开个座谈会，美其名曰“听取意见”——听取归听取，牢骚发得再厉害，意见表达得再清晰，最终还是他们来决定，完全无视教师群体的意见。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大学制度，在教师治校、教授治校这方面根本谈不上，教授感受不到大学主人的这种尊荣感，对大学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就无法形成一种团结的职业共同体（community）。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团队精神，对于同行中的违规现象，我们也就没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
　　判断大学的三个标准
　　《大学周刊》：您认为判断一所大学好坏的标准该是什么？
　　贺卫方：我认为有三个判断标准。
　　第一，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具有号召力的教授阵容。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说，“大学者，乃大师之谓也”。有时候不需要太多，一个大师就可以改变整个领域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进程，真正是“陈兵百万，不如寸铁杀人”。
　　第二，有非常好的图书馆。美国的一位著名的教育学家、图书馆学家说，大学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
　　第三，就是有好的学生。学生入学的竞争程度、来源的广泛程度，都非常重要。这一条中国还是不错的，尽管还是不够广泛。最近几年大学还越来越地方化，地方大学下放到地方，原来全国性的大学也越来越地方化。像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比例有些偏高；我看到一些报道说，复旦大学更严重，今年在上海地区招生居然达到一半以上的规模。一个大学学生来源的广泛性，也体现出一所大学文化的交融性。特别单一化的来源，肯定是一个文化单一的大学。
　　《大学周刊》：按照上面的标准，您如何评价我们的大学？
　　贺卫方：从各个环节来观察，我们所有的大学都貌合神离——形似神不似。现在所有大学内部都有一种结构性的制度，但这种制度距离我们理想中的大学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这是我们最感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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