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只有将
宪法作为整体才可以体现
宪法成文主义的价值，也即成文
宪法主义将
宪法理解为一个在解释中不断发展的动态运行过程，而不是僵死的条文。“作为整体的法律认为法律陈述既非因袭主义回顾过去事实的报告，又非法律实用主义展望未来的工具式的纲要。它坚持认为，法律的要求是阐释性的判断，因此将回顾与展望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它们所阐释的是被视为正在逐渐展开的政治叙述的法律实践”。参见《法律帝国》，第225页。这一点，也是原意解释以外的其他释宪方法得以成立的根据。
布迪厄著：《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载《世纪中国》网站。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
参见陈新民著：《“行政国家”理念的澄清》，《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3页。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
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69页。
《现代宪法学原理》，第168、169页。
参见李猛著：《除魔的世界与禁欲者的守护神》，载《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68页。
《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168页。
杰罗姆·巴伦等著：《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德沃金就认为，把法官分成解释派和非解释派是一“粗糙的流行错误在学术上的表现形式”，也即是一种学术上的认识错误和假设。他也认为，解释派和非解释派的划分方法容易造成误解，实际上，两派法官都是在解释
宪法。这一划分方法，“即认为有些法官服从
宪法而其他法官违背
宪法，它忽视了法律具有阐释性的哲学特征。从最广的意义而言，在假设的两个阵营的法官中，每个严正的法官都是阐释者；每个法官都力图对我们的
宪法结构和
宪法实践作出最佳阐释，考虑到各个方面以寻求最佳的解释。”《法律帝国》，第320页。
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1页。
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1页
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4页。
参见《美国宪法概论》，第115页。
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8页。
梁治平著：《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载《法律解释问题》，第96、97页。
《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法律解释问题》，第82页。
转引自：《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法律解释问题》，第77页。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
《法律的力量：迈向司法场域的社会学》。
《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法律解释问题》，第78页。
《社会解释的构造》，载《法律解释问题》，第82、83页。
《公法学札记》，第27页。
德沃金著：《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德沃金反复论述法官释宪方法的重要性。“现在的首要问题不是最高法院享有什么权力，而是它应如何行使其大权。……最高法院在阐释和运用
宪法规定它有权实施的那些
宪法条款时，它应使用什么策略呢？……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最高法院应采取什么检验方法去判决哪些决定显然不对，或者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呢？”《法律帝国》，第317、318页。因此，正是方法体现了司法释宪独特的形式性和技术性，使司法释宪与立法释宪相比，具有了更为灵活的解决纠纷的能力。作者注。
《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第21页。
德沃金区别了法律原则和规则的不同，他认为法律不仅包括规则，而且也包括原则和政策。他以1889年纽约州法院关于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为例分析了这一点。该案的被告是其祖父所立遗嘱的财产继承人，他为了及早获得遗产而将其祖父杀死。如果按照字面上对
继承法的理解，这一遗产应归这个杀人者所有。法院判定，杀人者不能得到财产，其依据是“所有的法律和契约的作用及效果都受普通法的一般的、基本的准则的控制，不容许人们以本人的欺诈行为而得利，……以本人的犯罪行为而获得财产”。因此，这是一个依据原则而非规则作出的判决，说明了法律原则与规则的不同。在该案中，“任何人不应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利”属于一个法律原则，而“遗嘱非经三个证人签署不得成立”则是一个规则。参见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另参见《法律帝国》，第14——19页。
王晨光著：《从“错案追究制”谈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页。
]德沃金著：《法律帝国》，转引自王晨光著：《从“错案追究制”谈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54、2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