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法官可以在释宪过程中以“整体性”方法解释
宪法，根据
宪法原则确定个案自由，弥补修宪周期的缓慢与滞后及
宪法条文空缺，体现
宪法成文主义的价值。无论
宪法文本和
宪法修正案，都不能避免一个突出的“民主空缺”或者“
宪法空缺”问题。因为形式化的
宪法文本并不能包容或者穷尽所有的
宪法权利，
宪法文本以外还有许多权利需要
宪法保护，许多权利没有以明示方式在
宪法或者修正案中予以列举。如果机械地按照
宪法字意，则这类权利无法获得
宪法地位，不能抵制政府立法中的任意与专断，自由也就无从得到保障。但是，法院在释宪过程中可以使用整体性解释方法对
宪法进行解释，从而将
宪法条文中所没有列举的权利包括进去，使其获得
宪法保护。这是因为，
宪法成文主义的含义表明，
宪法文本不仅仅是条文的载明，它还是
宪法原则、价值与理念的体现。[33]德沃金就坚持这一观点。“除了法律条文以外，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还包括法律原则。当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找不到可适用的条文时，法律原则就会作为处理案件的指针。”[34]美国宪法实践也表明，许多美国宪法中没有提及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不是通过
宪法修正案成为明示的
宪法权利的，而是通过法院的释宪过程获得了
宪法保护，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的
宪法权利，排除政府以民主和立法的方式干预和侵犯。如契约自由、公司的宪法人格、隐私权、婚姻权、州际旅行的权利等。这正是司法释宪过程中将
宪法视为原则和
宪法成文主义的体现和结果。“正是在法律整体性的框架下，法律原则起着补充法律条文不足、调和法律条文之间的冲突和推动法律条文发展变化的作用。即便在法律条文模糊或冲突、甚至法律条文空缺的情况下，法律原则都能确保任何一个案件都导致出一个‘惟一正确的答案。’”[35]因此，司法释宪在矫正民主的滞后、给予权利的即时性保护方面有着修宪所不可比拟的优点。
余论
虽然本文以
宪法解释作为政治法律化的基本途径作为分析的命题，兼谈司法释宪的形式化特征，但尚有许多问题仍待继续深入。比如，如何理解立法理性与司法理性、政治与审判的关系；如何重新看待
宪法成文主义的价值，司法释宪的形式化特征；法官怎样在不同的案件中确立不同的释宪方法以利于纠纷解决等，都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并且，如何由认知理性转变为实践理性，完善制度，制定规则，以释宪补充修宪，迈向真正成熟的法治国家，实现形式和程序正义仍然是一个殛待解决的问题。而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宪法学基本原理的认识，也日益显示其迫切性。
【注释】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至今法国政治制度还带有较深厚的立法理性印痕。与其他国家的
宪法监督制度相比，法国宪法委员会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其中立化程度低于其他国家，对议会的从属程度则高于其他国家。作者注。
一般而言，价值由“应当”，而规范由“是”来表示。就实在法与自然法的关系来看，作为实在法体现的规范似乎不属于价值，而是一种现实。但是，“实在法，作为一个规范，从其本身的内在角度说，是一种‘应当’，并因而就是一种价值，并在这种外观下，面对着人的实际行为的现实，实在法评定这种行为是合法的或非法的行为。”在此，规范同时体现为“应当”和“是”。参见凯尔逊著：《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载《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郑戈著：《法律解释的社会构造》，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转引自阿兰·S·罗森鲍姆编：《宪政的哲学之维》，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实行司法审查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对
宪法成文主义的最透彻的理解。因为只有在解释
宪法的过程中，才能理解如何把
宪法当作整体的价值秩序来判定纠纷，也即司法释宪提供了
宪法的动态运行过程，使
宪法成文主义成为可能。并且，在
宪法成文主义意义上，
宪法是作为整体被看待的，这也就提供了释宪而不是修宪的根据。因为，成文
宪法是整体的
宪法，它使
宪法解释成为可能，可以根据一般的
宪法原则来解释
宪法、延展
宪法的含义，而不必通过修改
宪法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本文坚持将
宪法成文主义作为司法释宪的条件的原因。“根据作为整体的法律，有争议的
宪法问题需要阐释而不是需要修改。”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