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促进(facilitate)的义务是指国家适度给付，确保人人尊严生活。
古典
宪法是在市民社会与国家、臣民与君主的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是市民和臣民争取 自由、安全和自主追求幸福的结果。而人克服不自由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自主地取得、拥 有和使用财产。许多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国家征收财产。因而古典
宪法一般 认为国家只有保护人的义务，没有照顾人的义务，须严格限制财富的剥夺和再分配。可 是，历史证明，臣民或市民摆脱了王权的专横，劳动者却陷入资本的冷酷。“工人生产 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 变成廉价的商品。”[8](P47)工人的价值被替代和抹煞，成为自身的对立物。劳动者处 境恶劣，失业者、流浪者的命运尤其悲惨。英国流浪者曾被认为是社会渣滓，被施以监 禁、当众处罚、烙印甚至死刑。面对残酷压迫，无产阶级进行了斗争，使贫困不再一般 地被归咎于贫困者自身。国家虽然未完全放弃处罚，却采取了平抑粮价、促进就业、强 制征收济贫资金等措施。[9](P71～74)
1918年苏俄
宪法、1919年魏玛
宪法规定劳动者的生存条件获得国家保障，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前者剥夺剥夺者，然后实行新的财富分配制度；后者也实行财富再分配。今天 ，财富再分配因其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个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巨大影响，已成为宪 法的核心问题。其适当与否是衡量人权状况的重要标准。财富再分配不足，则不能促进 普遍的尊严生活；财富再分配过度，则政府权力恶性膨胀。因此，1980年代以来，在许 多国家出现了要求限制财富再分配的声音。
四、实现途径
围绕如何实现“人的尊严”出现了重大分歧。
在古典
宪法时代，人处于防卫地位，且人的概念不周延。财富的剥夺和再分配被严格 限制；劳动者、妇女、少数民族等地位低下，1791年法国宪法甚至将无产者贬损为“消 极公民”。此时，“人的尊严”是以有限范围的人的价值对抗国家，国家并在此基础上 保证其对抗其他干涉而实现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运动高涨的背景下问世的1918年苏俄
宪法、1919年魏玛
宪法 不再把“人的尊严”局限在防卫国家的意义上。这两部
宪法都借助国家干预实现“人的 尊严”。令人惋惜的是，在苏联，追求人的解放的航船被当权者“垄断权力、垄断利益 、垄断真理”[10]的暗礁碰得粉碎；而魏玛
宪法忽视有限政府的基本原理，笼统地把经 济困难规定为元首行使紧急命令权的理由，也埋下了
宪法毁弃的祸根。[6](P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