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无限权力(如纳粹国家)蔑视个人和过度权力(如苏联)贬抑个人的惨痛历史，
宪法 规定“人的尊严”旨在禁止把个体作为国家的客体。古典
宪法以来保护精神、肉体、财 产等自由(第一代人权)、魏玛
宪法以来保障生存权(第二代人权)均属之。虽不排除集体 权利(第三代人权)产生维护“人的尊严”的效果，可是，经验教训已经证明，集体人权 须以个体权利为基础并且最终还原为个体权利。以发展权领域的实践为例，否定个人自 由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技术层面，一般认为“人的尊严”的主体是个人。( 注：可见，把“人的尊严”表述为“人类尊严”是不确切的。)
二、何为尊严
准确界定“人的尊严”相当困难。它是基于人应当生存和发展的人道主义理想与实践 发展起来的，指每一个人必须受尊重的内在价值，涵义极其丰富。作为经验的学问，宪 法学可以考虑采取否定方式列举“人的尊严”，如一个人被贬低、被羞辱、被打上烙印 均为“人的尊严”受侵犯。否定式列举的弱点在于很难穷尽各种情况，是局部的而非一 般的说明。
康德说：“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它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 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替代，才是尊严。”[5](P87)
宪法正是由人的不可替代性出 发，在“国家—人”关系上，要求每一个人不能被降低对待，不能被作为手段；每一个 人应获得必要的生活条件，享有基本的生存保障。这就是
宪法上“人的尊严”的基本含 义。其体现有二：一是古典
宪法把“国家—人”关系作为基本函数，规定国家尊重和保 护人作为人自主其生活，不被侵犯；二是鉴于人的严重异化，为纠正病态的资本主义， 魏玛
宪法以后弱者的生存受
宪法保障。前者为自由权本位的第一代人权，后者为生存权 本位的第二代人权；前者是防卫性的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后者是获得国家照 顾的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注：
宪法文本上的人权体系不限于自由权和生存权 (社会权)，而是包括了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社会权等权利类型。但自由权、社会 权所代表自由和平等乃是基本的价值，受益权等皆为此存在和展开。)
理解“人的尊严”还要了解它是否无具体含义的纲领性宣告，是否须依赖具体的
宪法 权利甚至制定法的规定来体现。“人的尊严”入宪以后，先是体现为生存保障，如1919 年魏玛
宪法关怀劳动者及其亲属。那时，
宪法的生存保障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个案的受 益请求，而要依赖具体立法。后来，
宪法概括规定“人的尊严”，是一般地规定“国家 —人”关系，发生于二战后自然法复兴的背景下，包含两代人权的内容，(注：不排除 既概括规定“人的尊严”，又规定生存照顾。如1947年《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民 以个体身份受尊重，第25条又规定每一个人有权过最低限度的健康的、文化的生活。19 97年《波兰
宪法》第
30条规定“人的内在的、不可剥夺的尊严”为人权总原则，第
64条 至第
76条又列举多项社会权利。)且含义不以
宪法具体列举的其他权利为限，既是
宪法 原则，又是
宪法权利，得适用于个案；但生存保障受制于社会经济状况，国家仅负尽可 能促进之义务，立法者得适当裁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