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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与法的关系发生如此变化，意味着传统行政法学中有关侵害保留说、全部保留说、完全全部保留说等的控权理论已经无法体现现代行政法的构造变化，无法正确把握现代行政的多重效果和复杂多变性。勿庸置疑，主张将行政作用限定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内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即市民法的国家观，始终是行政法学者应当予以重视和尊重的理论，尤其是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一理论具有基础性导向作用。但是，现代行政法学研究中的行政组织论、行政行为论、行政监督论以及行政救济论，都应当在正确把握如前所述的现代国家诸权利形态、行政使命以及行政法的特殊性质的基础上，从行政法政策学的角度进行相应的修正。（注：参见[日]原田尚彦：《行政责任与国民的权利》，弘文堂，1979年。原田教授指出，没有把握现代行政的特殊性质，依然基于传统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的行政观，以及日本特有的国民对行政权威的追随以及官僚主义行政的传统，已经成为通过充实行政责任来保障国民的权利之障碍。不论是规制行政的领域，还是给付行政的领域，原则上都应当保障国民的行政介入请求权。基于这种观点的所谓裁量权论的法理，有必要以行政责任来保障其具体实现。）
（三）现代国家的利益反映机制（注：参见杨建顺：《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
立法既然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当然应该具备广泛的民主性和公益代表性。正是基于这种民主政治原理，现代国家都倡导并且积极推进广泛吸纳民意的所谓“开门立法”，并确立了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制度。其中，听证会、座谈会、专家论证会乃至草案的公布和公众评议等，都被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法上的重要程序和制度。
在价值和利益多元化、复杂化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应天真地期待着公务员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座右铭，一贯从公共的观点鲜明地采取行动。倒不如说正好相反，只有从不得有任何个人利益这种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以现实的公务员形象为前提，开拓公务员为公共利益奉献的伦理道德基准。同样，对于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来说，只有客观地承认其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并且，其部门利益亦应该在立法中得以反映和实现，在此基础上，才能探索其如何坚持公共利益优先、整体利益优先乃至根据怎样的标准和程序、通过何种手段和形式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对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来说，关键在于实现行政机关和公众对目标、过程和成果的共有，而其基础就是信息共享。换言之，确立PDS（Plan,Do,See）循环系统，从战略上实行活用信息的交流型行政管理，是行政过程参与机制的基本内容和目标。为支撑这种形态的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必须建立健全以下机制：1、正确把握国家、社会和个人需求的信息提供机制；2、对公众意见作出科学取舍的行政评价机制；3、将公众意见作为行政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来定位的程序观念；4、广泛承认并切实保障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法规范体系；5、完善的公务员培育、发展和除旧布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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