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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巨大的历史贡献性。几千年中国财政税收的历史，实质就是农业税收的历史。中国的农民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提供了经济上的物质基础，为历朝历代的王朝政权运转提供了经济保障，为民族的延续发展，经济、文化、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融合和团结作了特殊贡献。可以说是农业税支撑整个民族，是农民托起了江山，是农民的血汗浇灌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贡献了力量。建国之初，新政府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余经作为经济发展战略。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过程所需的资本积累往往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从农业部门据估算，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其绝对数1952年为24亿元；1957年为127亿元，1978年为364亿元；相对数（“剪刀差”绝对数占农业新创价值的比重）1952年为17.9%。据统计，1955年～1985年，通过农村和城市的交换价差，国家把6000亿元～8000亿元资金从农业部门迅速和直接转移给工业部门，而且从总全局上保证国民收入分配，有利于积累的增加。由于实行这种制度，使我国农村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农民终年劳累，收益极低，停滞于年均仅增加一元的低水平，农民把收入的大部分通过集体贡献给国家，支持工业建设。农村的贫困长期延缓，温饱往往也难于保证，基本上没有储藏可言。1957年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73.37元，1978年增加到133.57元，20年中仅增长60.2元。同时还有约2亿人不得温饱，处于半饥饿状态之中。（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现在取消农业税，实施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是完全应当的。
二是极大的灾难性。正是农业税制度，给农民、给战争、给国家社会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总结回顾农业税的历史，是一部农民的负担史，也是农民的一部血泪史。封建地主阶级运用国家政治权力和法律“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进行了超经济的财政剥削，造成了劳动人民的长期级端贫困，可以说整个国家机器是以农民的膏血来润滑转动的。在汗牛充栋的历史史料中，在文人和官吏的文集里，反映了无数官吏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的情形；农民因农业税收造成的深重苦难不绝于史。范成大有《催租行》诗，揭露了当地官吏借收税勒索农民的情景；白居易的文集有“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回观村闾里，十室八九贫”的诗句。在宋代文人朱熹《都官集》内有“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岁入财赋，数倍唐室。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他还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今夫取民之财可谓悉矣，一夫不耕，耕者在田，而获者在门；匹妇之蚕，织者在机，而征者在屋，天之所生，地之所产，苟可以衣且食者，皆为犯禁，何民不穷也。”宋代政治家司马光在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九月的上书中对农民的苦难绘得极其深刻。他说：在所有的百姓中，唯有农民最苦，农夫春耕夏耘，雨身泥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养蚕收茧，搓麻纺钱，都是一缕一缕积起来，一寸一寸完成的。他们真是勤劳极了，而又经常遭受水、旱、霜、雹、蝗虫等灾害，即使侥幸有点收成，也被税收和债主交相争夺而去，因此“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文庥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由此他对民间疾苦深表同情，忧虑，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在封建社会，个别同情农民疾苦的官员，甚至以自杀来抗议增加农民负担。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巨鹿太守马光直不忍向农民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在赴任途中，上书直陈时弊后吞药自杀。清末时陕西民歌：“不用谄，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反映了农民对封建王朝的仇恨和对农业税取消的盼望。正是由于农业税制度的残酷性，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和农民起义战争，都是由农民负担而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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