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那些假公济私、肆意贪婪的官员，其行为必然直接对赋税征收造成危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康熙年间山西太原知府赵风诏，其人为政贪残，竟然明目张胆地声称，“为官不要钱，如妇人不养汉”①，并奉为自身的信条。当然其治下的情形便是自‘姓受更重的剥削，卜缴国库的税款或拖延或亏欠。这种情形清代各时期多有，但成一种风气是在乾嘉之际。嘉庆时有一种“做亏空”的恶习。嘉庆五年(1800)正月嘉庆帝在给各省督抚的卜谕中指出，“人抵州县亏空，不畏卜司盘查，而畏后任接于。卜司不能周知盘查，仍须书吏临期挪凑，贿嘱签盘。况为期迫促，焉能得其真实。此所以不畏卜司盘查也。惟后任接于，自顾责成，无不悉心查核，书吏亦自知趋向新官，不能隐藏册簿。然此皆向来之弊，非近年情形。近年则新旧交相联络，明目张胆。不特任内亏空未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者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设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具欠券，公同书押。以国家仓库作为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①作为亲民之官的州县民官，把国家仓库作为交易的对象，己堕落到肆无忌惮的地步。这样的官吏，在向人民征税时，便肆意多征豪取。官逼民反，遂有嘉庆年间的白莲教人起义、道光年间的钟人杰起义。@
　
　 赋税征收过程中，官员对下属和基层社会管理松弛方面，主要体现在吏役和绅拎的作弊泛滥。我们知道，清朝的正式官员只设至县一级，县的治理需靠人量的吏役并依赖乡村半官方性质的里甲、保甲组织。而吏役等是没有官方发放的体禄的。他们从事这一行业，本为一种义务供职。但事实卜，他们多利用公职敲诈勒索，或者与官员相勾结，贪污舞弊，人发不义之财。参与赋税征收，便为他们攫取钱财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而他们又往往与基层社会的地方势力绅拎豪强狼狈为奸。此类情形，留存下来的资料俯拾即是。如雍正}1二年，清查山东积欠时，该省益都收书侵蚀历年钱粮2 089两，武定州柜书侵蚀历年钱粮1 249两，民清、泰安、历城、滕县、利津、泅水、单县、东平、沂水等州县，查出收书等侵蚀银三四自‘两一二自‘两余不等。。至雍正}1三年}1一月，该省查出计役蚀银共8万余两。①探究积欠的原因，结果是，“出于小民无力清完者，卜}卜三四。余或豪强拎棍，肆意拖延，单头甲催，包揽贻累。又或州县收书完粮，而银不入柜。人票而填作小根，新旧交盘，混作民欠。实征流水，未及稽查，于是洒派匕摊，重征叠比，种种积弊，不可枚举。”①这种吏役和绅拎对赋役征收的危害作用，正反映了清朝官员对地方董率的勤惰。正是官员的管理松弛，使得山东竟出现了“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恶谚①。江苏积欠的缘由，也是如此。乾隆二}1四年(1759)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弘谋指出，“悉心体察江南积欠难清之故，总由民俗浮靡，习为速欠。其间实在贫乏拖欠者，如庐墓荒地及产典粮存年久无着，又家多事故力有难支，如此者不过}1之二三。”④其他均是拎监吏役抗延侵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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