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我们仍引用前文所提到的那本奇书《佐杂须知》，书中告诉这些卑微小吏，一旦被批委词讼时，就有了敛财的机会，该向两造要钱时“不可不要”，你“不要钱堂翁必笑其拙”！当然要恰如其分，不可向堂翁隐瞒，“只宜少说数目”罢了。如衙门清淡无财路时，可向堂翁诉苦“卑职家口嗷嗷一筹莫展”，堂翁也就领会其意了。批委案件给他，送去一个敛财的机会。书中自我辩解，什么叫“清”？“所谓清者，未必一介不取”，只是不要侵盗仓库钱粮，不要只顾目前而贻患日后，凡是受理词讼，调停和息，适当索取一点没有关系，这样“虽不为清亦未为贪矣”。这本书奇就奇在敢说实话，讲出吃了原告吃被告，该要不要也不对，贪而不污，不清不贪的“道理”。
佐杂微员做起手脚来要这么躲躲闪闪的，州县牧令（堂翁）或许就要大方得多。乾隆时学者洪亮吉讲到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他说，乡里要是有人当守令了，大家就会议论“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中之可入己者若干”，还有“陋规若何，属员之馈赠若何，钱粮税务之赢余若何”，至于吏治民生是无人谈及的，可见世人眼中的官和官场了。如果真的“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②②］。官场风气如此，令人可悲可叹，如有不合“时宜”者，反倒被人当作迂腐拙笨了。
清代官场最喜以清、慎、勤三字相标榜，在顺天府档案中看到过好几种“清慎勤”的印文钤盖在文稿上，当是历任州县的篆章，或许以此自励。
不过，看来官场既不清也难说勤、慎。“州县至繁，亦不过半日之公事，各牧令如不溺于声色之娱，断不致刻无暇晷。”［②③］官僚幕友、仆吏家人齐聚一处，或“终日宴饮”，或“昼夜聚赌”［②④］，亦或狎妓女，宠娈童，捧优伶，生活奢糜，腐化堕落，离朝廷要求何止千万里。汪辉祖告诫州县官带子弟上任注意不要让他们学坏了，“官衙习气最足坏人子弟，如赌钱、唱曲、养鸟鱼、嬖优狎娼之类”［②⑤］，更有甚者，内外勾通，倒卖盐引差票，霸占土地，操纵官商。其实，何只是“子弟”，官老子己所不为，子弟何以效之？
宴饮迎送，例有明文限制和禁止，但作为官场通病是无法克服的。接官本不许出城，但十里八里，三接五接习以为常。会议而宴饮，似是惯例，以至于终日，则不知公务作何处理，上班即是宴会，宴会即是上班。吃喝所费，公帑报销，自不待言。如有上司驾临，甚或只是上司的幕友、书差，支应接待也是头等大事，丝毫不敢怠慢。
州县官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中，不管是自觉自愿，还是半推半就，终将会麻木不仁，意气风发的青年士子也就变成老于此道的官僚了。公务本无所谓勤与不勤，公务就是公文，呈转送达，咨详禀饬，自有幕友和书吏办理，这也是官离不开他们的原因，官剩下的事就是在文稿上画诺（画圈或打勾）批行（批一“行”字），不过无法查证的是：这是否也有幕友的代劳。
对于那些看不惯官场恶劣风气，真想做些事的人，确实很难了，早晚也要变成畏首畏尾，谨小慎微的人。顺天府档案中不止一处发现“谨言慎行”一类篆印，也许是透露了此类良心未泯者的心态。康熙间经学大家阎若璩讲过守令之苦楚，“皇皇然但知避罪而不肯立功，但知奉上而不肯恤下，一有恤下立功之心，而遂不终日而使去（罢官）”［②⑥］。阎先生是为洁身自好、品行高雅、勤于王事者叹息。既然“恤下立功”可能无功而有过，做多错多，大家又何不小心、专心而“奉上”呢？也许这就是为官之“慎”了。
理想与制度的矛盾 对州县官的期望值与州县吏治的现实呈现着鲜明的矛盾，这实际上是理想与制度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吏治的败坏是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从上而下的权力架构，集权主义体制，确实使得官僚们眼睛只向上看。至于没有民主选举及监督机构，没有分权制约的组织形式，这都是无须讨论的。即使有御史监察制度，也难及于基层州县。对州县的考核监督，三年大计，不过流于形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