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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幕友擅权，朝廷三令五申严查，如严禁上司勒荐幕宾，幕宾不得“暗中联结私通线索”，幕宾不得“聚集省会引类呼朋”，“前任之幕友不得留于后任”等等［①⑧］。可见劣幕把持地方政治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幕友为主官所请，随主官上任，也随主官离任。主官可以解聘幕友，幕友也可主动“辞馆”。但清官良幕，也如君臣际会，明君贤相，可遇而不可求。
州县官除幕友外，带的“自己人”，还有长随、官亲等一大批。衙门有差役，州县官就带有长随与之相对应，长随是自愿投官的奴仆，充当官的私人生活勤务。就像宦官干政一样，长随也努力通过参与政事获取私利。其实长随是比衙役更危险的人，他们往往是连真实姓名也没有的无赖。至于官员赴任所携带的妻妾儿女弟侄姻亲又是一大批。本县太爷的公子衙内，必被趋炎附势者所环绕，其后果是无须多讲的了。
总之，州县政权就是以知州知县为中心，包括种种在编的不在编的利益集团的集合体，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独任的州县官总揽权力，在他身边是一大批他不得不用的阿谀窥伺猥琐的佐杂、胥吏，于是他又不得不用亲信幕友，甚至自己的子弟去约束那些人。所有的人都围绕着依靠着州县官，又都试图从他那里（也就是公家）弄到最大的好处。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缩影。
三、州县吏治与官场风气
对州县吏治的期望 以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对州县的期望是很高的，因为只有一个基层政权稳固了，整个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保持州县稳定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州县官。向以严刻著称的雍正说：“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万姓之休戚，故自古以来慎重其选。而朕之广揽旁求，训勉告诫，冀其奏循良之绩以惠我蒸黎者，亦备极苦衷矣。惟是地方事务皆发端于州县，头绪纷繁，情伪百出，而膺斯任者，类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练习于平时而欲措施于一旦，无怪乎彷徨瞻顾，心志茫然。”［①⑨］守成的道光也说过：“州县为亲民之官，果能各尽其职，则天下自无不治。膺是职者宜如何精白乃心，勤求吏治，以副朕爱养元元之至意。”［②⑩］皇帝的殷切期望也使为牧令者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如何才能做到上不负天恩，下无愧黎民，应是他们终日所思的问题。州县临民而治，号称“亲民”，所谓“亲”，是家长对子妇之亲，牧民即如教子，“父母官”的真谛也就在这里。正如清人所说，“牧民之道千言万语说不尽，此一（亲）字却已说尽”，悟得此理，认得透，做得透，“内外上下诸弊皆绝”，为州县者再也“别无要妙”了［②①］。
为了保障皇帝对吏治的期望，清朝法律对腐败严加惩治。刑律《大清律例》和则例（《吏部则例》及《处分则侧》）中有许多条款从法律上对官场的不良风气加以惩处和警诫，如外官携带家口，新官不许远迎，馈送嘱咐，勒索科取，供应迎送，严查幕友，严禁燕游，案件假手书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多收税粮斛面，挪移出纳，官吏受财，事后受财，官吏听许财物，家人求索等等，都有明文规定，并且从防微杜渐到严惩不贷，规定得不谓不细密。法律越是如此规定，越说明问题的严重。
官场风气 清代州县吏治如何？怕不难举出许多清官廉吏和大贪大蠹的例子，问题不在于这些极端的典型，而是有必要考察一下州县吏治的一般状况、官场流行的风气是怎样的，从而了解封建官僚制度在州县是如何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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