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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州县官应有僚属，这就是清代称“佐杂”的州县小吏，包括佐贰、杂职、首领等官。佐贰是地方长官的副职，包括州同、州判、县丞、主簿，但是全国１５２０州县，设佐贰者不过５２４个，［①②］可见大部分州县没有佐贰。
首领本是指衙门中掌管文案的小吏，州的吏目，县的典史，即是，每州县必设一名。但清朝吏目、典史已不再以文案专业，而掌境内捕盗、典狱，往往还兼户籍、赋税。由于大多数州县设有佐贰，吏目、典史实际上就是州县的副职，州县官称“正堂”，吏、典称“右堂”（也称“捕厅”），与州县分署办公。
杂职包括巡检、库大使、仓大使、税课大使、驿丞、河泊所官等。巡检分驻州县内巡检司，多在要冲、边远、繁忙的地方，管理本地治安。好似当地的“小长官”。过去有学者把巡检司当作县下一级政权［①③］，似可商榷。因为巡检之设，全国仅９３５，约占州县数一半，巡检之设全视事务需要由州县派出，不是单独的一级行政。各类大使是仓库、税务的官员，各州县设置不等。驿丞管理驿站，传递公文，接送官员。
上述各种僚属统称“佐杂”，他们并不是齐集州县衙署办公，而是分署办公，分管某一种专门事务。佐杂品秩很低，吏目、巡检不过从九品，典吏和其他杂职大都未入流。
除佐杂而外，还有儒学教官，州的学正、县的教谕，及其副职训导，都属清流之辈，不豫政务。教官不算佐杂，但也在州县官的统属之下。
清代州县政权建设的简陋，与自古以来官制重中央轻地方是分不开的，不独是州县，督抚藩臬无不如此。
佐杂官卑微，虽承担某项事权，但权力有限，尤被禁染指词讼，《处分例》有规定“佐杂人员不许准理地方词讼，遇有控诉到案，即呈送印官查办”［①④］。吏、典一类佐杂虽职司缉捕，但无权升堂问案，因为审判权是国家权力集中的表现。可是，佐杂都以种种借口和手段谋求委署审理案件之权，以图得到收受贿赂施展权威的机会。为此他们小心翼翼，卑躬屈膝，仰承鼻息，千方百计讨得主官的欢心。
同治间坊本《佐杂须知》［①⑤］一书描述了佐杂的种种心态。书中说佐杂接待上司“衣服忌奢华，行走防跌绊，跪拜须从容，礼貌要恭敬。”书中称主官为“堂翁”，参拜堂翁，让坐方坐，还要起立并口称“卑职初入仕籍，毫无知识，幸属隶下，凡事俱须堂翁指示”。不但平日要给堂翁请安、站堂，对堂翁的父母亦要专具手折请安，对堂翁的幕友也要拜访以图窥察堂翁之意图。当然不可忘记给堂翁送礼，送礼也要讲究技巧，“不必送匹缎，恐堂翁不收，只送土仪更妙，多则十二色，少则八色，只不可菲薄，如不收须至宅门再三致意”，说“只因道路遥远不曾带有别物，惟有不堪土仪为聊表寸敬”云云。真可谓用心良苦！
州县官与胥吏 既然佐杂不足以分担治权，那么势必一切权力要集中在长官手里。独任一方的州县官，其衙门官署的内部机构又如何呢？以州县事务之繁剧，州县官一人肯定不能独揽躬亲，一定要有助手帮办。州县官的帮办大体可为两类：胥吏和幕友。
胥吏是古已有之，有官必有吏，《周礼》一书即载六官各有府、史、胥、徒一批，大约也就是后世的胥吏。自从魏晋尚书分曹治事以后，官事无不分六曹，清代州县衙门也是这样，书吏办事机构号称“六房”，除吏、户、礼、兵、刑、工房外，从顺天府档案、巴县档案等文献看，还有承发房、招房、堂房、本房、粮房、盐房、漕房、柬房、仓房等。房的设置因时因地而异，没有明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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