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简短结论
从许多历史细节可以说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是在保持学术独立的情况下完成的，体现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中央研究院的早期工作基本是蔡元培领导下进行的，已经积累了约有二十年时间，所以它的成功并不偶然。1948年中央研究院士选举的成功，从另一方面说明西方文明与中国现实相遇并没有显示出不适应，在与中国现实较好结合情况下，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传统。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大体是平衡的，偶有冲突但都在正常范围。作为制度选择，中国院士制度的完成合使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建立起了完整的规范，最后融入了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国院士制度最后在台湾得以延续。
1949年以后，因为国家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科学，主动放弃已经建立的中国院士制度传统，代之以学部制度。所以从制度选择的角度评价，从院士到学部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是由落后代替先进，这个规律影响和制约了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
1955年作为过度形式完成的中国学部委员制度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文革”的发生，作为中国最高的学术体制，它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平衡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因为放弃了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政治和行政对学术的干预程度过深，作为国家学术制度的权威性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作为过度性的制度设计方案，学部制度因为原初的设计理念偏离了世界文明的主流，最终对中国现代学术制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国家没有对知识精英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保持敬意，在深层制约了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从院士到学部委员的变迁，不只是学术制度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院士制度最终为学部制度取代，虽然最终又回到了院士制度，但作为学术传统，它没有回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所积累的传统上，还是回到了1955年所开创的学部制度上，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注释】 * 本课题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知识创新工程试点项目资助
1 参阅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49）》页74—76，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院史研究室，1991年，北京
2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下册第243页，利文出版社，2005年，香港
3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北京
4 《中央研究院的回顾、现况及前瞻》，《传记文学》第48卷第5期，页56，台北
5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十五册，远流出版公司，台北
6 《竺可桢日记》第2册页1257，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7李扬编《国立中央研究院史》页143，图书情报工作杂志社，1998年，北京
8 《杨钟健回忆录》页167，地质出版社，1983年，北京
9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观察》周刊第5卷第14期页3，1948年，上海
10刘潞《刘大年忆郭沫若》，《百年潮》第4期页61，1998年，上海
11 薛攀皋、季楚卿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页95，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6年，北京
12 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3，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13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41，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14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39，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15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40，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16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1955年）》页47，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北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