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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陈寅恪问题
1955年学部委员选举中，陈寅恪的当选有一定的特殊性。陈寅恪当学部委员，与毛泽东有关。据张稼夫回忆，对于学部委员的选举“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的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的著作。但他搞得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的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26
这个回忆，证之后来的一些材料，应该说是准确的。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对此也有很开明的认识。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过，“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27
当时在操作层面的是延安知识分子，这些人负责具体工作，他们往往比高层更左倾。他们自己基本处理不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果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意思，那些当时在政治上有问题的学者，本来是可以顺利成为学部委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中，常常以宁左勿右的态度行事。
从张稼夫的回忆中，仍可以判断出当时对学者的基本评价标准。陈寅恪的当选，也算是特例。从当时的标准，陈寅恪是没有资格当选的，因为他不相信马列。毛泽东说了话，才有后来的结果。可见是政治高于学术，而1948年的院士选举却是学术超越政治。
特别是对郭沫若的当选，当年董作宾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明确说过在考古学院士人选中他愿放弃，而愿提郭沫若，他特别强调“沫若是院外人，以昭大公”。
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工作主要是胡适、傅斯年和陶孟和负责的。当时傅斯年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了解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工作的进行情况：
适之先生：
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院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他公正、像样，不太集中，以免为祸算了。
日前开会商量应该在提名中不忘了外名单（不必即日举出，此会尽力，不能包办也），想南方人士，而不可多得，兹将当日所写之名单送上一看，但请千万秘密。有涉人文组者：
（一）人文组与社会科学平等数目，殊不公。因前者在中国比后者发达也。孟和原单标准低减后人士。我看人文方面非有二十人不可，分配如下：
中国文学 四 史学 六 考古及美术史 四 语 三 哲 三。
我个人觉得以上单子，可如下分配
中国文学①吴 ②胡 以上关系文学风气者
③杨树达 经籍考定
④张元济 古本流传 □□ 不能专就百衲本定，因此者校勘记并未刊行也
史学 ①陈 ②陈 ③傅 ④顾颉刚
⑤蒋廷黻 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⑥余嘉锡或柳诒徽 柳不如余□□□以不如余大
考古及美术史①李济②董作宾③郭沫若④梁思成
哲学 汤 金 冯
语言 赵 李 罗
此似乎为最少之人数，乞先生考虑，下次开会时此一总得名额不可少于二十（如此则社会科目只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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