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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在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中,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凡是没有离开的,除极少数人外,都成了学部委员。在离开的院士(赴美、赴台)中,有10人是人文组的院士,也就是说,当年离开的院士主要是人文组的院士。
  
  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在组成的理念上完全不同。对此,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总决议中说得很清楚,就是要“进一步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科学”。22当时出席学部成立大会的有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和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维尔茨皮斯基。
  
  中央研究人文组的院士是28人,过了五年时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委员就成了61人,是过去的近三倍。除了时代转换以外,学术并没有发展,而学部委员的人数却在激增。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学部委员名单中除了人数增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了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的构成中,除了顾及各学科的专业水平以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法学家在人文组院士中有较大比例,有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四位院士。到了学部委员时,这四位法学家中(王世杰、王宠惠去台湾),因为1955年中国已取消了法学和社会学,留下来的周鲠生、钱端升和陈达都没有成为学部委员。当时余嘉锡、梁思永已逝世。老辈学者张元济、柳诒徵可能是因为年龄关系没有成为学问部委员,还有一个就是顾颉刚。
  
  1955年学部成立的时间离批判胡适运动开始还不到半年时间,过去和胡适关系较近的学者已没有可能成为学部委员。作为一个研究古史的学者,顾颉刚的专业与政治并不紧密,但因为他过去和胡适的关系,再加上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尹达个人的关系不好,所以被排斥在外。他在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23因为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考据学时,曾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闻者大哗,对予抨击”。
  
  学部委员中没有法学家,隐含着对法学和社会学的基本评价。取消这两个学科的深层意义,诚如布尔迪厄所说:“社会科学即便仅仅描述事实与效果,即使仅仅揭示某些机制(例如制造Symbolique暴力的机制),它产生的效果也具有批判性。因此社会学的存在本身便是无法容忍的。任何专制政体从一开始便取缔社会学。他们要求的是实用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有助于调解矛盾和冲突,有助于使统治合理化。”24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28名院士的构成,从教育背景上看,留学欧美的19人,有博士学位的13人,有硕士学位的3人,其余3人不详。有6人没有出国受西式教育,其中4人是前清科举中出来的(进士、举人、廪生各一人,一人不详),另外二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的。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主体是延安知识分子,多数来自延安中央研究院,以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艾思奇、胡绳、范文澜、尹达、张如心为代表。
  
  学部委员比过去院士最大的特点是高度意识形态化,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如陈伯达、胡乔木、胡绳、邓拓、茅盾、周扬、冯定等,据说当时中宣部长陆定一本来也在名单上,是他主动放弃了。
  
  学部委员与院士本来就是同时代人,1948年没有当选院士,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因为学术原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部的权力在行政人员手中,竺可桢对此就很不理解,他在日记中说:“学部即有233专家,应为最高权力机关,为何组织章程草案第十条院务委员会最高权力机关许多统是行政人员而院务常委会中行政人员的成份更大。”25
  
  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上开幕词中说是“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选择,中央研究院从蔡元培手里建立,到1948选出第一届院士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从研究院的评议会到选出院士,本来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的准备,而且以1948中央研究院士的选举为标志,已经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的院士制度。重新选择由学部过度,说明对1948年的院士制度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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