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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术水平较高，目前虽无现行可疑情节，但因历史上有严重恶迹为科学界所不满者。
3、 学术水平一般，在本门学科中威望不高者。
应列入的四条标准是：
1、 学术水平较高，政治上虽有某些可疑情节，但无适当理由向科学界进行公开解释或因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担任着国家机关或企业厂矿重要职务而不能不用者。
2、 学术水平虽然不高，政治上也无可疑之处，但因该学科人才十分缺少，必须适当照顾者。
3、 旧科学界代表性人物，然有的学术水平不高，有的学术观点陈旧甚至反动为了照顾旧的科学传统。
4、 由于工作需要，党派到各学术部门从事学术组织工作的共产党员，虽然学术水平不高或懂得学术很少。15
当时科学院对中国科学界的总体评价是：科学基础仍很薄弱，学术水平一般不高，各门学科的发展亦不平衡，旧科学家中政治情况又比较复杂。
应该说，1949年前后，国家对未来科学体制的设想还是非常努力。竺可桢在参加会见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时曾问及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情况，政权接收过程中，比较早地考虑到了未来中国科学体制的制度设计，当时建立院士制度是高层和知识精英共同的理想，作为向院士制度过度的一种设想，建立学部是一种临时选择。1955年5月31日学部成立前一天的预备会上，郭沫若说：“科学院应该以院士、通讯院士为基础的，中央已交给我们建立院士制度，学位制度的任务了……正式的科学院需要等院士大会选出院长、副院长、及主席团，学部委员会是产生院士的基础。”16
1955年2月12日科学院在给周恩来和陈毅的一封信中认为，对于原中央研究的院士，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没有承认，现在承认这些院士，他们不知该采取什么态度。信中说：“如果我们采取‘宁缺勿滥’的方针，则有许多资历老而学术上有错误或没有成就者，如陶孟和、马寅初、冯友兰等人就势必被淘汰，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当前的工作；如果把现在大陆的1948年选的院士都承认下来，再另增加一批新院士，则对比之下人选就势必太多太滥，如选择不当反而会造成新的纠纷。”17所以他们建议，先以“学部联席会议和院务委员会”的组织作为正式建立院士制度以前的过度形式。
陈毅在学部成立后的一次学部联席会议上特别强调：“我们科学院现在也是先搞学部，再过渡到院士制度，选举院长，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也有一个办法是先搞一批院士、选举院长，再搞学部，由上而下，这样最不得人心。”18
据武衡回忆，1953年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把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机关的思想为科学家和领导共同接受，因此建立新院士制度成为科学家酝酿的话题。武衡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科学家的思想尚待改造的情况下，把科学院作为院士的组织，以院士大会做为最高权力机关，就意味着脱离党的领导，难以保证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甚至有人认为科学家们主张搞院士制就是向党‘夺权’。”19对比陈毅的说法，说明当时把学部作为向院士制度过渡的主要考虑还是对科学家不信任。
按当时的设想，学部的过渡期大约是一到三年，但1957年以后，这个工作实际上就停止了。但在当时的构想里学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一个领导机构。科学院在学部成立后的一个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至于院士制度实行后，学部委员制度仍可并行不悖，因学部委员的团结面比院士更加广泛，对团结全国科学家和沟通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20可以说学部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
学部建立中一个值得肯定的思路是它保留了对原中央研究院制度中包括人文科学的理念。郭沫若在中国科学刚刚组建时的一次茶话会上特别强调：“我们所了解的科学是包含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21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产生中，政治介入学术表现的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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