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士选举,据吴大猷回忆是这样进行的:“三十五年由评议会筹办院士选举,先由各大学院校、专门学会、研究机构及学术界有资望人士,分科提名候选人,约四百余人,三十六年由评议会审定候选人一百五十人。三十七年再由评议会选出院士八十一人。”4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制度,保证后来院士选举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制定出《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先后完善的《国立中央研究评议会条例》和《国立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为1948年进行的院士选举作了制度设计方面的保证。
对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是以学术为基本原则的选举,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当选的名单中没有国民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主管人员(王世杰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他曾做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但在当选院士时,他已离任改就外交部长一职),相反郭沫若却一直在这个名单上。胡适日记中曾留下了一份中央研究院院士人文组部分拟提名单。5
哲 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
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
史 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语 言 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
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
人文地理民族学:想不出人名
名单上没有胡适的名字,可见是有回避的,就是推荐人不能自荐。胡适提名的这些人选中,沈兼士、傅增湘最终没有当选, 而郭沫若却当选了。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
1949年5月30日,竺可桢在上海见到陈毅,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渠曾阅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6
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的最高科学(包括人文)研究机构,一个时代的学术自由和政治宽容,最能在这样体制化的机构中体现出来。对一个时代学术制度的评价,要看它对于学者政治选择的容忍程度,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在政治文化上的相对宽容,要以它的体制化行为来评价。当时除了郭沫若当选之外,还有马寅初当选。马寅初在四十年代的政治选择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国民党软禁过马寅初,三十年代末期,他通过经济学家沈志远、许涤新和中共建立了联系。在四十年代,他是在经济上批评国民党最激烈的一个经济学家,对国民党政权、对蒋介石、对四大家族和官僚资本,马寅初都写过很多文章,正因为如此,国民党才对他恨之入骨。他也是一九四八年秋由中共接到香港然后到了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之一,但他那些抨击官僚资本的文章并没有影响了他的当选。中央研究院在人文组候选人的评语中对他的介绍是:“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及财政金融等问题”。7
当时人文组的院士候选人共有55人,最后当选的只有28人,是两个人当中才能选一个,那次选举原计划选出一百人,但最后当选的只有81人。以下是人文组55名候选人的名单:(下划线为当选者):
[sh1]吴敬恒、金岳霖、陈康、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唐兰、
张元济、杨树达、刘文典、李剑农、柳诒徵、徐中舒、徐炳昶、
陈垣、陈寅恪、陈受颐、傅斯年、蒋廷黻、顾颉刚、王力、李方
桂、赵元任、罗常培、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
徐鸿宝、王世杰、王宠惠、吴经熊、李浩培、郭云观、燕树棠、
周鲠生、张忠绂、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方显廷、何廉、巫
宝三、马寅初、陈总、杨西孟、杨端六、刘大钧、吴景超、凌纯
声、陈达、陶孟和、潘光旦
这55人多数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在国民政府中做过官的人也不在少数,像蒋廷黻、吴景超、何廉等,但都没有当选。在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中,胡适和傅斯年是关键人物,但从名单中可以看出和胡适、傅斯年关系好的学者没有当选的也很多,如张忠绂,他是胡适做驻美大使时身边的两个助手之一(另一个是钱端升),还有潘光旦也没有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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