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
谢泳
【全文】
1949年中国政权发生转换以后，知识精英与新政权的关系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政权转换对知识精英的影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本文所谓的知识精英泛指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在1949年前主要以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为主，1949年以后主要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为主。
1949年以后，政权转换首先面临的是对原有国家机构的接收问题。一般来说，原初的接收基本是自然过渡的，震动不是很大，就地接收，平稳过渡，是政权转换的基本接收模式，因为军事接管是政权转换时的基本接管前提，所以早期接管的科学、文化和教育机构中，以军人为主。中国的高等院校、新闻机构以及其它政权机构大体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变到新时代的，中国科学院的情况也不例外，它是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个系统加上静生生物调查所、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中国地理研究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完成的。1
1949年以后，国家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初期较为平衡，当时科学院院长和副院长（郭沫若、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中，有四位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但越往后越紧张。虽然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国家不得不依赖一些旧时代留下来的知识精英，但对他们的使用，不是完全信任。这一点，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和1955年科学学部委员的变化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外部关系，主要指知识精英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如知识精英在资金和科研究条件方面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国家对知识精英创造成果的需求），二是知识精英内部之间的关系。本文只注意前者，因为在1949年后的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中，国家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知识精英内部的关系主要是在国家关系制约下才产生作用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条件下，如果国家没有主动与知识精英保持信任的诚意，这个关系很难达成平衡。中国知识精英后来的命运主要是国家造成的，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对知识精英的普遍不信任，最后导致了知识精英的悲剧命运。何方认为，国际共运本身就有一个“不信任知识分子的传统”，从延安整风以后，对知识分子普遍歧视和蔑视成为一种新传统，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党内知识精英的关系始终处在紧张的状态下.。2与其它知识分精英的关系也可想而知。一个象征性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先后有饶毓泰、谢家荣、赵九章、涂长望、汤飞凡科学家自杀了。弗里德曼认为，在非市场经济的制度下自然科学也不能发展。他认为“现代物理学是思想自由市场的产物。”3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人文组28人。名单如下：
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共有61人，名单如下：
丁声树、千家驹、于光远、尹达、王力、王亚南、王学文、向达、艾思奇、何其芳、吴玉章、吴晗、吕淑湘、吕振羽、李亚农、李达、李俨、杜国庠、沈志远、狄超白、周扬、季羡林、金岳霖、侯外庐、胡乔木、胡绳、范文澜、茅盾、夏鼐、马寅初、马叙伦、张如心、张稼夫、许涤新、郭大力、郭沫若、陈伯达、陈垣、陈寅恪、陈望道、陈翰笙、陶孟和、汤用彤、冯友兰、冯至、冯定、黄松龄、杨树达、杨献珍、刘大年、潘梓年、翦伯赞、邓拓、郑振铎、黎锦熙、钱俊瑞、骆耕漠、包尔汉、薛暮桥、魏建功、罗常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