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
高鸿钧
【全文】
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理论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他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卢曼、米德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各种学说的阐释与分析、整合与扬弃，创立了颇具影响的沟通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本文无意对哈氏的庞大理论体系、复杂的论证过程以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全面评说，仅对其中有关现代性与现代法范式的观点予以概要考察和简略评析。
一、现代社会的法律及其危机
论及法现代性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韦伯。韦伯是稍晚于马克思的另一位德国学人，作为颇有建树的社会问题“诊断学家”[1]和社会学的“开山鼻祖”[2]，他以一种“学术的凝重”与“浪漫的激情”[3]，以“先知”般的救世使命感，在经历了“精神崩溃”[4]的痛苦心路历程之后，他运用了独特的类型学，对以西方为典型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研究，剖析了现代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取向，并指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路径。韦伯的社会理论涉及了法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对现代法治命运的诊断和分析尤其令人深思。[5]
首先，韦伯以一种“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姿态，从考察人的行为及其赋予该行为以某种主观意义的动机入手，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合理功利预期的目的理性（purpose rational）行为；二是以某种信念和价值为依归而无实用目的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三是由感情与激情所决定的情感行为；四是由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支配的传统行为。[6]与这四类社会行为相对应，他提出了四种合法性秩序：一是法律型；二是价值型；三是情感型；四是传统型。他认为，法律型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基于相关人们的自愿协议；或者基于合法权威的强制。[7]在经验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一是基于“一向如此”惯性的传统型权威；二是以个人的“神性”与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三是依据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而行使职权的法律型权威。[8]在他看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人们行为选择的倾向发生了转变：计较功利的目的理性行为取代了其他三种行为，成为主导行为模式。与此同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从其他型式转向了法律型。在他看来，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放逐神圣的“除魔”过程，是排除情感的非人格（impersonal）化过程，是驱逐内在价值张扬形式理性的过程，也是从神治、人治、德治转向法治的过程。
其次，就研究法律的路径而言，虽然马克思和韦伯都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但马克思后来把对法律的研究放在经济、哲学和历史之后，法律不过是附属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一。他通过对法律背后经济关系的研究，认为相对于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统治而言，资本主义法治存在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同时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目光转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背后所隐藏的统治阶级意志，认为形式平等的法律掩盖了事实的不平等，而这种法律的根基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因此，他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摧毁资本主义现代法治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基本价值，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实现向无阶级、无法律社会飞跃，从而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和彻底解放。像马克思一样，韦伯也把法律纳入了社会理论的庞大体系之中。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并不满足于对法律“本质”的揭示，而是系统研究了现代社会法律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现代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联，从而对现代法律的特征、合理性以及内在冲突进行了独立的解说。
韦伯认为，形式理性的法律是目的理性行为的体现，是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基础。个人借助这种一般的、系统的、明确的和包罗万象的“形式理性的法律”，自由地选择行为，合理地安排活动，计算自己的得失，预期自己的未来。他认为，正是借助公开、稳定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化规则体系，市场经济秩序才得以维护，交易安全才获得了保障，纠纷才得到了公正解决，从而经济效率才获得了最大限度的实现；正是借助具有确定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现代法治，现代国家的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才得以有效维持，而这种一般规则的程序化和管理的非人格化，有助于标准化管理，从而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由此可见，韦伯所主张的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拒斥信仰、排除道德情感等实体价值的“形式法律理性”（formal legal rationality）基础之上的法治。在这种法治中，法律是“形式理性的法律”（formal rational law），而不是由诸如宗教、伦理及政治等要素所支配的“实质理性的法律”（substantively rational law）；法律职业是由训练有素、独立的专业人员构成，而不是由倚重朴素情感断案的外行构成；司法关注的是形式与程序，而不是超越形式和程序的“实质理性”价值。[9]我们不难发现，韦伯主张现代社会的统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而这种法治的正当性源于法律自身，即法律是自足、自治、自洽的系统，是价值中立的、形式合理的技术性规则所构成的体系，法律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无需外求，来自自身的强制性和社会成员对它的认受。从结果上看，韦伯这种形式法治观十分接近于法律实证主义的主张。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韦伯的法律观与法律实证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异。韦伯明确意识到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并指出了形式理性可能潜含着实质不理性。但他认为，追求功利与效率的现代社会必定排斥对实质理性的追求；文化多元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多元，必定颠覆实体价值理性的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市场经济、科层制管理体制以及形式理性的法律铸成了现代社会的“铁笼”（iron cage）。[10]这种“铁笼”可能造成的僵化与实质不理性，只能求助于“克里斯玛”式的特殊权威出场予以干预，但是，为防止克里斯玛滥用职权，成为独裁暴君，应及时将其人格化的统治予以常规化，即管理制度化和程序化。他认为，伴随着对克里斯玛统治的“常规化”（routinization）过程，社会便进入了新一轮法治—“克里斯玛”统治的循环过程。实际上，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律的统治，在含义大体上相当于现代的民主形式法治，而现代社会的正当秩序的基础，是以民主形式法治为主，外加“克里斯玛”的周期干预作为打破僵化格局的调整机制，其中“克里斯玛”在某种意义上代表超越形式理性的实质理性因素。
毫无疑问，韦伯关于现代社会结构、统治模式和基本精神气质的解释，洞见深刻，影响深远，对于思考现代社会及其法律颇富启发意义。其一，他从对人的行为研究出发，以“价值中立”的分析立场在研究现代社会及其法律，在理论上摆脱了主观决断论和简单线性思维的传统模式，避免了流行的意识形态偏见。其二，韦伯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广博知识，使他对法律的研究视野广阔，思路开阔，摆脱了狭隘的学科门户之见。他对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横跨多学科的广度，而且具有历史的厚度和专业的深度。他对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律的解读，把脉准确，观察透彻，思考深邃，分析切中要害。他论证了现代性结构、统治模式以及精神气质形成的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无奈，而这种无奈中包含着他对现代性的疑惑和隐忧；他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科层制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形式合理的法律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有某种保留，而这些保留中隐藏着他对现代性的惶惑与不安。所有这些，使得他的社会及其法现代性理论更具有解释的张力，因而显示出较为长久的影响力。[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