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最著名的囚徒困境模型告诉我们：两个罪犯正是由于相互不信任并且不敢相互信任，而都不愿意冒险选择抵赖罪行；如果一方坦白，另一方抵赖，则坦白方被释放，而抵赖方会被判处重刑，结果几乎都是两个罪犯选择坦白而被从轻处罚。所谓置贿赂者于囚徒困境，就是采取立法与司法措施，使行贿者、贿赂介绍者选择主动交待贿赂事实，使受贿者选择拒绝贿赂，从而减少贿赂犯罪。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现行
刑法的几处规定做适当修改。
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第
一百六十四条第3款的规定与此规定的表述完全相同。第三百九十二条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不难看出，刑事立法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已经考虑到贿赂犯罪的隐蔽性以及行贿人、受贿人、介绍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旨在使司法机关尽快、尽量发现并查处贿赂犯罪事实。但是，由于只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非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说仍然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主动交待者依然会担心自己实际上会受到刑罚处罚，所以，实际上的案发前主动交待行贿事实、介绍贿赂事实的并不多见。一段时间，司法机关甚至将行贿罪为打击的重点，意在通过遏制行贿来遏制受贿，可事与愿违。因为这种做法更加强化了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行贿有人更不会主动交待，贿赂犯罪愈发严重和普遍。如果
刑法将前述规定中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修改为“不以犯罪论处”或者“不追究刑事”，那么，行贿人、介绍人就不会心有余悸，受贿人、行贿人、介绍人之间的发不复存在，行贿人、介绍人随时可能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贿赂事实。另一方面，许多行贿之之所以行贿，往往是迫不得已，即使我们行贿之后得到了某种利益(尤其是得到了其应当得到的利益时)，也会痛恨受贿人。例如，有的律师将陪法官、检察官打高尔夫球当作工作的一部分，表面上显得非常自愿，装着十分高兴，但内心里导演痛苦，因为在“诉讼如同贿赂竞赛”、“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环境里，不(帮助)行贿难以做律师，只是在权衡了得失之后而“愿意”行贿。所以，设立了“案发前主动如实交待贿赂事实就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后，行贿人、介绍人为了确保不受爱贿人损害而力求损害受贿人，就会在案发前主动如实交待，为自己寻找处罚阻却事由。
